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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校园也成了一块守不住的净土。教育的腐败,自然就成了百姓心中的一大隐痛。 普通教师的腐败,当然主要在手执“管理权”的班主任。比如说,要买资料,要补课,家长说,有个崽在他手里读书,这也是实莫奈何,不交钱吧,怕孩子受作弄,弄丢了自信心,真是得不偿失;比如说,安排个所谓的好座位,让孩子有一个心理安慰,孩子能学得更舒心,更积极,等等。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这是放之四海而多准的真理。 班主任最大的权利,当然又是在排座位上。本来一钱不值的座位,偏偏就有一些学生和家长将它看得很重,这就使班主任的腐败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我知道一个班主任在排座位前,公然对学生说,下周排座位,有什么想法叫你们的家长找我联系;我看见一个班主任排好座位后,居然将一个学生叫到办公室,硬生生地要将那个学生的座位调开,理由是,要换位的学生他家长跑来送礼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听见一些班主任排好座位后,立即打电话给一些学生家长,说是为他们的孩子安排了一个什么什么位子,极力地讨好学生家长。这些呕心的事,我见得实在不少。家长送钱送物,其实并不甘心,告状的自然不少,于是教师的形象坏了,学校的声誉坏了。 为教师形象计,为学校声誉计,学校今年限制了班主任排座位的权限。班主任大会上宣布,从本期开始,学生座位每周一换,实行轮转。应该说,这一举措,对防止班主任的腐败有一定的作用,体现了一点学生座位权上的公平。 问题是这种反腐,是权力的由上对下的干预,而不是由下对上的监督,权力失控的时候定将多多。纵便是班主任的权力得到了控制,那领导的权力又由谁来监督呢?比如教师买班主任当;比如教师买高三教;比如教师买职称评;比如学校校门改建,几百万的工程,就连副校级领导都不知道;比如学校进教职员工,不论什么时候就进了,只有校长一个人知道;比如校长今天高兴,就给大家发一点补助,事先谁也没想到,等等,等等,校长的腐败谁来反?我们曾幽默地将“反腐”叫做“反副”,不正是对这种绝对权力的讥讽吗?面对绝对的权力,我们到底又该怎么办? 我们中国(甚至是我们东方国家)积几千年的家长制玩疾,这种专制文化,所导致的必然,就是权力的绝对化。绝对的权力,自然容易产生绝对的腐败。要防止这种腐败,唯一的途径,就是还权力给人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在延安时,毛泽东曾问黄炎培的感想怎样? 黄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松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历史确实有惊人的相似,黄炎培无需运用他哲人的头脑,只看历史,便可预知未来。 毛泽东其实是高瞻远瞩,他明白跳出周期率的新路所在。但若不“为尊者讳”,主席在新路上走得实在不是太远。 如今尊者已逝,想想主席遗言,我们该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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