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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长衡战役后,湖南东部一些县市沦陷,但不是说抵抗力量就没有了。一些正规军很快就转入了游击战,各自为战,不断打击日寇,如73军、44军等等。此外,沦陷区的地方政府很快在转入流亡的同时,也纷纷组建抗日游击队。一些在乡的退役军官,也再次出山,担任游击队的指挥官。
湖南东部沦陷时间不足一年,但游击战的开展却十分活跃。如平江警察组建的游击队全歼了驻城日军,如衡阳游击队控制公路线边的所有地区,打击日寇,解救被俘衡阳保卫战的官兵,救助中美空军飞行员,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
因为关注衡阳保卫战,关注那些英勇的战士最后的结局,所以也就知道了附近的两支游击队。一支是祁东游击队,一支是衡阳县游击队(番号的具体名称有所差异)。
祁东游击队活动在祁阳、东安一带,合称祁东游击队。这支部队多次狠狠打击日军,伏击运输船队,俘获日俘,解救中美飞行员,等等,使得日军恨之入骨,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支部队虽然是游击队的番号,可是三名指挥官都曾经是国军正规师的师长。
(1)总指挥蒋伏生,据说是共产党最凶残的敌人。此人1921年曾和张国涛、瞿秋白等一起去莫斯科参加过共产国际大会,后入黄埔一期,极度反共,几年后就升任83师长职。该部是围剿鄂豫皖的主力,后蒋伏生又组织蓝衣社别动队血洗根据地,亲任大队长。战后升任兵团司令,1949年,陈明仁带领8万人起义,他却硬是又将4万人带了回来。后又在湘南组织游击队继续顽抗,失败后逃亡台湾,1979年去世,年80岁。
(2)副总指挥彭林生,李济深部当兵出身,抗战时升任187师长,参过多次大型抗战会战。后辞官回乡,担任祁东游击队副总指挥,曾亲率游击队进行塔州伏击战,截获敌人几十艘运输船,解救近200被俘的第十军(衡阳保卫战)官兵。1948年起策划响应共产党起义,后组建了共产党游击队,在湘南反蒋,直至解放。1951年,因反革命嫌疑被处决,后被平反。
(3)王仡(又名王孝朴),是该部东安方面的负责人。早年留学日本,据说曾是程潜的部下,抗战时曾任63师长。回乡组织游击队,多次打击日寇。后和蒋伏生部合并,共组建祁东游击队。抗战后,逐渐淡出军政界。1949年,程潜起义后,曾劝说王仡投诚,但他表示:一臣不忠二主,不降共产党。 1950年,王仡被人民政府枪毙,终年63岁。据说其后人也于1954年被杀。
另一支游击队是衡阳县游击队,指挥官是县长王伟能。因为就近军事重镇衡阳的缘故,他们的作用就格外重要了。他们最得意的事情是解救被俘第十军官兵,方先觉等一批中高级军官都被其手下的人解救出来了。另外,衡阳是中日空战的主要战场,他们救助的飞行员也是最多的。至于打击日寇的事情,也是少不了的,最著名战例的是,他们和中美伞兵部队一道全歼了台源寺的日军。
王伟能给给薛岳的报告中说,其部45年5月前战绩如下(约8个月时间里):
共俘获敌军官10名、士兵83名,击毙军官42名、士兵816名,缴获步枪537支、马枪13支、重机枪2挺、轻机枪15挺、迫击炮2门、**25985发等。牵制敌军兵力在5000人左右。 当然衡阳地区的敌人基本都是日本鬼子,与其他地区“毙伤俘”“日伪顽”的文字表述相比,这些战绩是非常大的了。
王伟能是戴笠的同学,少不了从事过许多特务工作。1949年,他随着傅作义在北平一道起义,全国解放后回家,刚进家门被抓、被处决、几十年后被平反。(王二马甲的《战场上的蒲公英》有王的相关叙述)
湖南的抗日游击战曾是非常活跃的。因为历史的原因,那些指挥官都曾是地方上的显赫分子,都少不了与共产党之间的恩怨。而这些注定了他们大多悲剧的命运。而“血债”最深的,如蒋伏生,却未必是命运最差的,他带着一些人跑到了越南(这些人中包括任贤齐的父亲),去了台湾。他的子孙安然地活在,听他说着故事的另一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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