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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的‘3+5’城市群战略是英明之举。一是把城市群扩大了,仅有长株潭在中部地区就无法与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竞争;二是把城市群做实了,省党代会明确了‘3+5’城市群以长沙为核心,没有核心城市的规模扩大、辐射力增强,城市群就不可能形成。” 2006年12月8日下午,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富泉、经济学教授朱翔、开福区委书记赵文彬就如何理解、推动3+5城市群战略实施展开了一场对话,赵文彬书记作了一个这样的开场白。
“在中部崛起大的战略背景下,加快湖南经济发展与崛起,省委、省政府做出了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3+5’城市群的重大部署。结合贯彻科学发展观和节约用地与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根据经济依托工业,工业催生城市,城市依托交通、平原、水域的发展规律,依托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与国际物流园及保税区,将临近望城县的丁字、铜宫、桥驿、茶亭、东城等五镇共约五百平方公里范围纳入开发区一并规划建设为长沙新城区,这是按毛主席当年的指点沿‘湘江北去’建设长沙新城,可以说湖南加快发展和崛起的成败就在此一举”,这是张富泉刚上任在《建设长沙新城的一百个理由》的中心观点,讨论就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
如何避免“穷帮富”
赵文彬提出了“后发的劣势远远大于后发的优势”的经济现象。赵文彬认为湖南发展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令人遗憾的是有700多万的劳动力在为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服务,湖南劳动力资源“红利”被发达地区所攫取。
张富泉在撰文中指出,按2005年年末的统计,我省常住人口已减少至6300万,说明这几年我省至少有400万人口(人才)已经迁徙到了外地。
用经济学家的说法,是由于我们的城市发展缓慢,缺乏足够的魅力和吸纳力,他们是在“用脚投票”表示“NO”!
按照赵文彬书记总结,我省的劳动力资源具有总量大、密度大、受教育程度高、勤劳勇敢的四大特点。然而,这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都在为发达地区服务。
据了解,2005年末我省总人口为6732万,在全国排第7位,其中湖南省劳动力资源总量达5156.79万人,且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长49.17万人;同样是2005年的数据,全省每10万人当中有大学教育程度的达到2927人,有高中教育程度的11125人,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部6省中排名第一。
就在这一年,我省全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1382.18万人,其中出省务工人员达707.28万人,且基本流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
赵文彬认为,劳动力大量输出比闲置在农村有明显的益处,但这绝不是最优选择,劳动力资源只有被本省城市吸纳才能转化为本省的经济优势。劳动力资源大量输出,造成了湖南经济发展优势的流失,同时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地的发展优势。
据相关经济专家估算,东部6省2000年由农民工提供的财政收入都在百亿以上,最少的是136.8亿元,最多的广东省达到了593.33亿元。
我们一直盼望的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结果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关键是我们源源不断地向沿海输送劳动力,沿海劳动力成本20多年来几乎没有提高,而他们其它的商务成本远远低于我们,这些企业有转移的必要吗?
赵文彬说,湖南发展之痛,实在是城市化落后之痛。
大城市助推大工业
留住人才,发挥湖南经济发展最大的劳动力优势,张富泉提出了“多大的水养多大的鱼”的观点。
优质高效与良性循环的城市化即大城市化。张富泉认为,湖南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城市化水平太低(低于全国6个百分点)、城市首位度低(第一大城市长沙城镇人口仅为第二大城市衡阳的1.4倍,即首位度仅为1.4)、人口中心聚集度低(排全国第28位)。
“没有现代大都市基础设施、现代物流和人才的支撑,哪来的大企业、大工业与大财政?”张富泉反问道。国家《“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提出到2003年建设的长沙都市圈,其中心城市长沙的人口规模为1500万人,株洲和湘潭均规划为300万人口。一个6700万人口的大省,拥有一座1500万人口的中心城市是完全必要的。
赵文彬认为,世界范围内,工业经济的初级阶段是大工业促生大城市,中级阶段是大城市支撑、推动大工业。目前,我省的工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中级阶段。
据朱翔教授介绍,目前中部6省都在抓住机会建设城市群。河南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山西构建以太原为中心的太原城市圈、安徽的皖江城市带、湖北建设大武汉、江西则有昌九工业走廊。天津则有滨海新区、上海有浦东新区等都在建设当中。
中部省份都在努力形成一个经济增长极,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未来的区域竞争当中占有优势。
张富泉副主任做了一个调研,长沙周边的特大城市呈“3581”格局,即北距武汉300公里,南距广州500公里,西距重庆800公里,东距上海1000公里。如果长沙在10到20年的时间内不能发展为与周边城市具有相当规模、并驾齐驱的特大城市,则在内陆腹地人口密集区方圆70万平方公里内,将缺乏一个特色城市增长极,形成中部地区协调互动机制的障碍与中心城市“节点传导效应”的断点。
朱翔教授认为,长沙的位置承东启西、连南通北,武广专线、京珠复线、上海至昆明的高速铁路都经过长沙。如果郑州是新干线北方的中心,那么长沙就应该是南方的中心。
构建湖湘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开发建设新城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经济振兴的战略性途径;反过来,现代新城区的建设也成为反映当地成就与风貌的一种标志。中部地区湖北368平方公里的武汉新区正推动着武汉都市圈的加速崛起,河南150平方公里的郑州新区使中原城市群建设如虎添翼,若沿“湘江北去”在长沙北部纵横600平方公里可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依托金霞新区规划建设长沙新城,辐射带动长株潭“3+5”城市群建设,并与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一道烘托中部经济,则中部地区崛起指日可待。
同样,新的现代化的长沙大都市作为湖南在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则将成就湖南6700万人民的光荣与梦想。
“在长株潭一体化的基础上,开发长沙北部地区,把长沙做到洞庭湖上去,囊括现在的开福区以北包括望城北部、长沙县北部和岳阳市所辖的湘阴县全境及汨罗市南部的整个区域,通过大手笔的开发和建设,再造一个新长沙,使长沙成为洞庭南岸滨湖沿江的一颗城市明珠,与东洞庭湖的岳阳、西洞庭的常德、益阳,共同形成湖南经济的增长极。”长沙市商务局局长杨懿文撰文写道。
杨懿文认为,实践证明,新区开发是国内各城市加快发展的首选战略。城市扩张是搭建获取“发展红利”最佳平台的重要手段,是加快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性途径。而新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开发建设新区是扩大区域经济规模和空间,获取发展红利的“法宝”之一。
朱翔教授列举了北美的五大连湖、美国的密西西比湖、德国的鲁尔区,以及上海的浦东、广东的广州、福建的厦门、江西的九江等,这些区域工业的发展壮大都与水有关系,发达而廉价的内河航运、海运成为了这些区域工业经济发展比不可少的要素。
大长沙、长株潭“3+5”城市群有没有这一条件?湘江、洞庭湖、长江、霞凝港、湘阴、汨罗这些字眼呼啸而来。
专家、学者纷纷建议,利用北长沙70公里黄金水道,长株潭城市群可以通江达海。
湖南的经济必须要依靠水,要走水路,由“黄色经济向蓝色经济(海洋经济)发展”。朱翔说道。
沿“湘江北去”规划长沙新城
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已历十年,为什么一直难有大的作为?
这除了至今难以逾越的行政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外,最堪忧的是难以找着一块足够城市规模开发的好地。看来希望在于按毛主席指点江山,沿“湘江北去”布局大工业,依托金霞保税区与国际物流园,把新城区规划建设成为现代物流业、重化工产业基地,建成外资工业、民营工业与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集中发展区,既切实推进了新型工业化,又能以新面貌和更快速度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长沙城。这样,南融北拓全方位推进长沙省会中心城市发展,长沙城北工业组团日新月异,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水到渠成。赵文彬认为。
城市依托平原、水域而生。平原水系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起着关系城市生存、制约城市发展、影响城市风格和美化城市环境的重要作用。
长株潭一体化长沙向南扩城逆湘江而上多为山地,离内陆山区越来越近,而距湘江宽广的江面与洞庭湖越来越远。弄得不好极易使扩城提质囿于一隅,东一块、西一块形不成规模;不像北向发展便于摆开现代城市建设与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因而难以显现大城市的现代气派和吸引投资。
金霞新区是成就长沙大都市的风水宝地。该区域及其延伸地带地形地貌多为低丘陵地带,耕地稀少、林木稀疏,地质条件良好,可开发建设用地空间较大,加之居民较少,是低成本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理想场所。特别是长达70公里的湘江黄金港岸线临湖、通江、达海,107和319国道、京珠高速、京广铁路、武广客运高速铁路贯穿全境,距黄花机场仅20分钟车程,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华电长沙电厂、湘江航电综合枢纽工程、黑麋峰抽水蓄能电站等能源工程成为工业和城市发展提供近距离可靠的能源保障。加之建有金霞海关监管仓库、保税仓库与物流中心,为大规模招商引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可以说,建设现代化城市应具备的区位、交通、能源、政策等条件该区域具备,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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