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走路有点跛，但她还是自信地走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儿童康复中心里。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接受治疗的父母们都会微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些人低声交流：“看，那就是丹妮拉·加西娅！”
在这个南美国家，丹妮拉的名字广为人知。她写的书《我选择活下去》已售出六万多册，创下了智利出版界非小说作品最畅销纪录。
2005年，她登上全国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并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连续当选智利“年度杰出女性”。
但丹妮拉并不想做名人。有时，街上有人认出她，上前和她拥抱，她会有些不自在。她不希望别人只记得她是“那个遭遇悲惨意外的女孩”，她说：“这其实是个快乐的故事。”
在康复中心，许多小病人会好奇地问她：“你为什么走路一瘸一拐的？为什么手臂前面要装个钩子？”丹妮拉对此并不介意，她说：“我喜欢孩子们那样问，这样会让我们的关系更亲近。”她知道，这些孩子将来也要像她一样，凭勇气和毅力克服身体上的不便。
那个女孩掉下去了
丹妮拉的父亲克里斯钦是放射科医师，母亲蕾诺则是牙医。丹妮拉天资聪颖，热爱运动，在亲情洋溢的家庭里长大。她品学兼优，尤其喜欢生物，中学毕业后被医学院录取。2002年10月，丹妮拉22岁，她有一个英俊的男朋友，名叫瑞嘉多·史特拉布，就读于另一所大学的商学院，是个运动健将。他们交往已经4年，有空经常一起去户外运动。
盛夏即将到来，全国大学医学院联合运动会举行在即。本年度的比赛在特木科市举行，离圣地亚哥大约670公里。丹妮拉并不热衷参加这一届运动会，她希望专心准备皮肤科的考试。此外，火车票不便宜，车程也要9个多小时。而且，不知为什么，丹妮拉对这趟旅程感觉有点莫名的心慌。
但同学们不肯罢休，说足球场上可不能没有她。丹妮拉终于同意参赛，毕竟运动向来是她疏解压力的好方法。10月30日晚，她来到圣地亚哥中央火车站。智利铁路公司为了运送这几百个南下特木科的学生，调用了几节旧车厢，并增加了班次。丹妮拉看见车窗上的灰尘、车厢上剥落的油漆以及破损的灯具，不禁皱皱眉头，但她告诉自己：“放心吧，火车旅行一向安全。”
列车向南开去，学生们纷纷拿出吉他，开始跳舞唱歌。几个朋友邀请丹妮拉加入，她可是舞林高手，但那天晚上却没有心思。她坐在一旁，望向窗外，夜幕低垂，看不清楚车外掠过的景色。晚上10点左右，火车已经开出站台一个多小时。两个朋友邀丹妮拉一起到别的车厢走走，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同学。
列车正行经工业城市兰卡瓜。丹妮拉走在前后两个朋友的中间。他们来到两节车厢的交接处，由于照明灯出了问题，黑暗中他们没有注意到连接处的盖板没有盖好。走在前面的迪耶格人高腿长，轻松跨过，娇小的丹妮拉跟在他后面，举步向前──这时列车绕过一个大弯，车厢之间的空隙一下子变宽了。
丹妮拉突然发觉自己一步踏空，整个人直落下去。
两个朋友转眼间就不见了她的踪影。
另一名乘客在车厢里抽烟，正巧看到这一切，惊呼：“那女孩掉下去了！”
我的手脚在哪里
丹妮拉觉得自己仿佛被撕裂，然后像从一个离奇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铁轨中央，四周是无边的黑夜。
她不觉得疼，只觉得脸上有些东西粘粘的、暖暖的：那是左眼上方一道小伤口冒出的鲜血。她举起左手，想拂开披散在眼睛前的头发，但徒劳无功。她再试一次，依然如此，感觉手臂在空自舞动。丹妮拉抬头一看，不禁心胆俱寒：前臂下半截和手掌已经无影无踪。
丹妮拉转头看另一只手，更是魂飞魄散：她的右前臂和手掌同样被辗断了，两臂断处血流如注。她试着移动身体，一阵剧痛传遍全身。
紧跟着，丹妮拉发现左腿在大腿部被生生切断，右腿膝盖以下也空空如也。这真是个恐怖的场景，但身为医科学生的她知道自己不能惊慌。
另一列火车随时会开到，她必须离开铁轨，设法求救，否则必死无疑。她躺着的地方，是铁轨急转弯处，一旁有高高的树篱，另一旁是农田，中间矗立着一幢小屋。丹妮拉看见远处公路旁灯火闪烁，似乎是一个加油站。她心想：兴许我应该试着爬到那里。
虽然痛得厉害，但丹妮拉还是奋力挺起上半身，使劲一滚，离开了铁轨，躺在了北上与南下两条轨道当中。不过，她再也没有力气移动，只能放声高呼：“救命！救命！”
不要睡过去
农场工里卡多·莫拉雷斯正沿着铁轨散步，嘴里叼着一根小雪茄。由于妻子不准他在家里抽烟，他就到外面抽烟散心。一列火车隆隆驶过，他隐约听见有人在唱歌，不料几分钟后，一阵“救命”的呼声传到他的耳朵。他连忙跑过去，看见丹妮拉卧在那里，心下一惊，说：“不要动，我去找人。”他飞也似地奔向加油站打电话。
丹妮拉看见莫拉雷斯，心里燃起一点希望。等莫拉雷斯跑开后，她觉得自己头昏沉沉的。丹妮拉给自己鼓劲：“不要睡过去，不要睡过去！我不能失去信心！”
兰卡瓜市的紧急救援中心接到电话，4名队员立刻出动。不到四分钟，救护车就抵达现场。他们看见莫拉雷斯在加油站和铁轨间焦急地向他们挥手。医护员维克多·索利斯连忙抓起急救箱，跟着莫拉雷斯跑下通往铁道的小径。另一名医护员帕屈西欧·荷瑞拉则在救护车上拿出其他急救设施。
一群野狗在丹妮拉附近徘徊，显然不怀好意。索利斯大声喊叫，挥舞手臂，把野狗赶走。他跑到丹妮拉身边，见她正痛苦呻吟。终于他放下心来，原本他担心伤者未必能撑到他来。令他惊讶的是，丹妮拉虽然失血极多，但仍然清醒，一口气说出自己的姓名以及父母亲和几个叔伯的名字和电话。索利斯从来没见过一个人伤得那么重，失血那么多，神智还能这样清醒。他跪在丹妮拉旁边，说：“嘘！别说话，保持镇静。”这时，荷瑞拉和另外两名医护员抬着担架和其他装备，沿着小路跑了过来。
荷瑞拉大声问：“她死了吗？”
丹妮拉心想：“我死了吗？也许已经死了。”不，不可能。她高喊：“我还活着！”响亮的声音把荷瑞拉吓了一跳。
救护队迅速给丹妮拉四肢绑上止血带，为她静脉注射，再用脖子护圈固定住头部，然后把她抬到担架上。远处忽然传来隆隆声，铁轨微微震动，一列火车正飞驶而来，两道铁轨在车头灯下银光闪闪。救护队员来不及把丹妮拉抬走，留在她身旁也不安全。
索利斯说：“我们得暂时离开，马上回来。”
丹妮拉大喊：“不要丢下我。”这时火车已经开到，救护员跳到一旁。丹妮拉感到地面震动，强风扑面，火车车厢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索利斯站在另一边，看不见丹妮拉，心急如焚，只盼火车快点开过。火车终于离去，救护员立刻跑回丹妮拉身边，见她安然无恙，都松了一口气。
4名队员抵达现场11分钟后，把丹妮拉抬上了救护车。他们火速开车进城，路上丹妮拉念出亲友的姓名、电话。不过几分钟，救护车已经来到医院。丹妮拉一直问身边的医护人员：“我会没事吗？”
进了急诊室，丹妮拉见到护士表情沉重，默默地处理她身上的伤口，心里十分担心。护理员推着丹妮拉去手术室。在电梯里，丹妮拉看到一位医生，留着胡子，眼神十分慈祥。丹妮拉望着他的眼睛，又问：“我会没事吗？”医生和她四目相交，微笑着说：“你不会有事的。”
丹妮拉第一次感到安心了。她想：“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现在一切就都交给医生吧。”她闭上双眼，只想好好休息。在止痛药和麻醉剂的作用下，丹妮拉昏睡过去，完全失去知觉。医生开始仔细清理、缝合伤口。
你能帮我度过难关吗
晚上十一点刚过，丹妮拉家中的电话响起来。丹妮拉的弟弟接到电话，一听就哭了，电话是兰卡瓜医院打来的。丹妮拉的母亲蕾诺当时正准备就寝，父亲则在一家流动诊所为露宿者进行义诊，他每个月都会抽一段时间去这家诊所工作。蕾诺赶紧打电话给丈夫。兰卡瓜医院没有细说详情，只是叫他们马上赶去，并说丹妮拉伤势非常严重。夫妇俩吓得六神无主，由好朋友开车，一小时后赶到了医院。
丹妮拉的男朋友瑞嘉多也接到朋友从火车上打来的电话，说丹妮拉失踪后，他们要求停车，但铁路工作人员不相信会有乘客掉下车。得知丹妮拉被送进医院，瑞嘉多连夜赶到，和丹妮拉的家人整晚在大厅里坐立不安。
丹妮拉的断肢被火车车轮压扁了，不能接肢。几位外科医师连续做了三个小时的手术，尽力清洁、整理伤口。手术后，丹妮拉在药物麻醉下又昏迷了两天，然后转院回到圣地亚哥。终于，她在病房醒了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瑞嘉多的脸。她问：“你会帮我度过难关吗？”
瑞嘉多回答：“当然。”但内心深处，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做到。
丹妮拉在医院住了六个星期，瑞嘉多、家人、朋友每天都来探望。康复过程中，最难处理的是幻觉上的疼痛。由于脑部和神经系统似乎无法适应失去四肢的剧变，信息传递出现状况。丹妮拉有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大火炉，有时又觉得遭受电击或者是钉刺。药物似乎没有起到什么帮助。丹妮拉试图通过冥想来控制身体，减轻这方面的幻觉，但效果并不明显。
丹妮拉的父亲努力为女儿物色安装义肢、进行康复的机构，最后选定了美国阿伯特·爱因斯坦大学的摩斯康复学院。这所学院很有名，就在费城附近。2003年2月的一个星期六，大雪纷飞，丹妮拉来到摩斯康复中心，开始6个星期的康复疗程。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义肢设计师以及医生耐心地教她如何使用义肢走路、穿衣、进食并进行其他日常活动。
丹妮拉和她的治疗小组组长埃布尔托·艾斯昆纳齐医师特别投缘。艾斯昆纳齐不但会说西班牙语，更在大学实验室的一次爆炸事故中失去了右手。如今，他在断肢上装了一个银钩子，运用自如。丹妮拉见了，希望从心底油然而生，决定康复后回医学院完成学业。
进入复健学院后的第四天，丹妮拉看到自己的第一双义腿。义腿由塑料和金属制成，在丹妮拉眼中，这真是一件美丽的东西。她套上一条义腿，物理治疗师玛丽亚·卢卡丝扶着她站起来，一股喜悦涌上心头。这是意外发生后，丹妮拉第一次站着和人对视。丹妮拉喜极而泣，卢卡丝和丹妮拉家人在旁看着，也激动地哭了起来。
对丹妮拉而言，那天晚上摔下火车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时刻。不过，每踏出康复的一步，她就体验到有生以来最强烈的安慰。站立、行走、学习用义肢拿起笔或其他物件，都令她兴奋。丹妮拉跟母亲说，这次恐怖的遭遇竟能带来这样的感受，从悲伤中感受到力量，竟而成为快乐的源泉，实在是她没有想到的。
丹妮拉进步神速，很快就学会运用连接缆索的背部肌肉，操纵双手钩子的开合，拿起或移动物品，甚至可以擦眼影、编织，捡起裤子上的一根头发。
人生的路要自己走出来
不过，治疗小组有些担心，丹妮拉的乐观情绪有一天会幻灭。她似乎太乐观了。艾斯昆纳齐医生见过许多断肢者一心要恢复正常生活，以为科技产品可以弥补他们的残疾，结果发觉现实并非如此，于是开始灰心丧气。
丹妮拉其实也有类似的感受。她原本以为可以摆脱坠车事故的阴影，恢复从前的生活，但在康复中心，当发觉自己已经无法恢复完好如初时，不禁落泪不止。
艾斯昆纳齐告诉她：“你会发现，天生的双手最为宝贵，我们能做的一切，都无法弥补你的损失。但你必须选择：要么躲进角落，永远不出来；要么振作起来，将你所拥有的发挥到极致。”
这句话给了丹妮拉鼓励，虽然伤感的情绪依然存在，但她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接受物理治疗。她牢牢记住艾斯昆纳齐的一句话：“人生的路要自己走出来。”
丹妮拉在摩斯学院治疗了六个星期后，和家人一起飞回圣地亚哥。瑞嘉多在机场等候。丹妮拉向他走来，脸上笑容灿烂依旧。瑞嘉多原本担心自己不能陪丹妮拉走出困境，现在疑虑一扫而空。
几个月后，丹妮拉回到摩斯学院，稍稍调整义肢，并重新学习开车。她还学会用义肢骑自行车。想到以后仍然可以和瑞嘉多一起享受骑自行车的乐趣，丹妮拉喜不自胜。
在遭遇意外近一年之后，丹妮拉回到了医学院。她拒绝任何特殊待遇，要凭真本事取得学位，像艾斯昆纳齐一样，当康复科医师。她专心读书，成绩优异，终于成为智利第一位四肢残缺的专业医师。
我能做到，其他人也行
2003年底，丹妮拉开始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她利用晚上和空闲时间，一小节一小节地写，在计算机键盘上逐个按下字母。她不知道能不能出版，没想到著名的兰登出版社对作品很感兴趣，答应出版。丹妮拉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送给瑞嘉多。至2008年，《我选择活下去》已经印刷了14次，她也由此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读者的信件从各地如雪片般飞来。大多数都说受到她的激励，有了更大勇气经历生活上的考验。丹妮拉把这些信件都收藏在一个大箱子里，说那是她的“快乐箱”。“写这本书，原来是为了我自己心灵康复，没想到还鼓舞了那么多人，我很开心。”
现在，丹妮拉做不到的事情少之又少。除了不能用双手把头发挽成个马尾，其他一切她都有方法完成。她在休旅车方向盘上安置了特制把手，方便驾驶。她可以独自骑一辆自行车，或者和瑞嘉多共骑一辆车。她还喜欢下厨，自己设计食谱。在给病人看病时，她代替手掌的钩子似乎有特殊的感觉，能够察觉皮肤下的肿块。
丹妮拉说：“那不是真正的触觉，但我的确能凭钩子觉察事物。人类天生能够适应，大脑会学习怎样诠释信息。我无法清楚解释，那是一种和触觉不同的感受。”
丹妮拉和瑞嘉多的感情也越来越亲密。2007年3月，欧洲旅行后，瑞嘉多向丹妮拉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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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1 1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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