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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除非有了“科学精神”之后，才能够“强大”（现在的“富裕”可不是强大）；中国的人民，除非有了“人文精神”之后，才有可能“幸福”。如果不能补上这两课，我们现有的财富和一切的“面子”，都是建在沙上的塔，随时会崩溃的。
我很反感国内的“权威机构”每年搞的各种“感动中国”的活动，最近最“感动人”的事情，大约就是纪念汶川三周年的“中国奇迹秀”了吧？这么沉痛的事件，就看不见国人的一点点理性思考和反省。这么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就看不到一点“检讨”的影子。我们甚至把这种本该是“教训”的事情，化作了对于“中国奇迹”的欢庆；似乎中国人喜欢和期待“更大的奇迹”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不喜欢“感动”，更不喜欢“被感动”的原因，是因为科学和理性的精神，以及思考和责任，与“感动和激情”根本就是对立的。长期习惯了“感动和激情”的中国人，很容易像是一个拥有无穷能力的巨人，却因为大脑的迷幻疯狂而失去理智，自行地冲向深渊，还拒绝一切人的救助和劝诫。如果中国人会毁灭的话，一定是自我的毁灭，别把原因归咎于“外在的威胁”。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拒绝承认现实和真理”的中国式思维习惯，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问题。
如果我问大家：鸦片战争，英法进攻北京火毁圆明园，与八国联军进京，这三次“对外战争”有什么共同点？（除了结果都是“战败”以外？）
答案是：每次打击，都是“我们自讨的”。比如，我们“常识”中所谓“八国联军进京是要试图瓜分中国”这个概念，完全就是没有依据的瞎说。真正的答案是：八国联军进京是“被迫”的！因为：我们的皇帝（就是那个慈禧太后）不知哪来的“雄心壮志”，不分青红皂白地突然向全世界所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宣战；其实并不是她疯了，而是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她身边的智囊团，决策层以及全国人民，都“非常激动”和“斗志昂扬”，因此也感动了“老佛爷”本人，在对战局极度乐观的判断下（因为有义和团承诺的“天兵天将”帮助），她就“代表中国人”向全世界宣战了。她下令官军和义和团进攻各国使馆，以及全国各地凡是见洋人（主要是传教士）以及与洋人相关的中国人就杀，而不管具体是干什么的，以及是不是真的有罪。
各国见到中国的“战书”都大吃一惊，难以想象世界上还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德国皇帝说：他不得不把中国人当做野蛮人对待（反省原来把中国人作为“文明人”看待的判断错误），西方各国才不得不联合“应战”---其实主要目的就是组织军舰赶快来营救和保护自己的使馆人员。因此联军的进军目标，自然就直接“杀向北京”---他们的使馆人员都在北京呢。而且他们的行动比今天英美的“快速打击能力”差多了，进京的这天，离我们的皇帝向他们宣战的日期，已经是55天之后。幸亏慈禧的“武装力量”嘴巴虽然厉害，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攻击力，不然世界历史上就会记录下中国人创造了一个“同时向全世界先进文明国家开战，并成功地血洗国内全部领使馆及为领使馆服务的本土人士”的“伟大历史”了。
之前的两次战争，根本原因也是清朝各级官员的无知，贪婪和自大，违背了基本的国际行为准则，并把本来不大的事态不断升级，最后才导致严重局面的。如火烧圆明园就是因为非法长期扣押使者团成员，并折磨死一批人，最后导致的英法联军营救和报复的行为。
就在八国联军事件后，中国“反省学习”的结果，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坚船利炮”，于是大量采购，组建了庞大（不是强大）的舰队。反正中国有的是钱（当时的清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很快日本就来了个“甲午海战”，再一次证明中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学习能力---花钱买来的那些东西没用！
问题是：由于闭关自守，我们挨几个耳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不断地挨耳光？为什么我们不反省，不提高？为什么我们失去了“了解世界，认清世界”的基本能力？
就因为，儒家文化下培养出来的中国人，极度缺乏基本的思考，缺乏基本的理性精神。同时儒家文化又有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就是“自高自大”，不懂得起码的“尊重”。常常把“别人”不当人。优越的上等人习惯了欺负国内的小民，全体的国民习惯了共同看不起“夷人”，中华人习惯以“天朝人”的身份来欺负“野蛮人”，因此迫使夷人为了“证明”自己，导致了近代与西方的冲突。
更不幸的是：即使已经挨了耳光，而且是很响亮的耳光，我们这个民族依然拒绝承认事实，不肯反省自己的问题，只愿意接受对自己有利的“想象'，因此我们才会在失败以后，却一厢情愿地想象“天兵天将”会来帮助国人打败“夷人”的。
难道中国当时就没有一个清醒人吗？
有。比如就是“郭嵩焘”---他说：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他对李鸿章私下说的富国强兵之策：
“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 …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 …
“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与人民无关的事情，这是很可怕的。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地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
“… …船舰炮利是最微末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 …议会（上下两院）和互相牵制才是英国强大的真正原因…”
“…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
他的这些话，到今天都没有过时。
郭嵩焘是中国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大使。他一开始是因为愚蠢的大清官员们办了愚蠢的事情---无端杀了到云南探险的英国人---到英国去道歉的。后来就被皇家指派，直接留下当驻英大使，他安排了严复等中国留学生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和舰队学习军事等，为国内写了大量的见闻报道，让中国人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西洋人”（虽然国人对他的报道反应是拒绝和反感，谩骂）。他忠诚地想要中国人有机会富强，为此多次对皇帝谏言提供富国强兵的建议；同时，他与西方人的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好，英国人评价他是“东方人中最有教养的人”。
这么一个人，按道理应当是“国宝”，就像是严复的同学伊藤博文回国后就被当成“国宝”，终于带领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强大一样。让严复等一干人有机会进入英国的郭嵩焘更应该是“国宝”了。可惜，严复不是“宝”，回国只能翻译几本书过完一生。
而郭嵩焘的命运更凄惨：他在骂声中出国，又在骂声中回国。当时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士人们没有人愿意出国，更不愿意去“道歉”---直到现在国人都没有学会道歉；郭嵩焘忍辱负重，替愚蠢的国人犯下的罪过出国道歉；这却被中国人，特别是被家乡人很看不起。家乡人因此要烧他的祖房来表示对他“叛国行为”的不屑；郭嵩焘的挚友——晚清名儒王湘绮写了一副对联来嘲讽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他为国家办了很多事情，北洋舰队后来的建立，与其他国内矿业和工业的开展，与他当年的奠基工作有莫大的关系；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他的功劳，反而是他的“罪过”。还因为他如实地反应了英国和外国的优点，没有如爱国者一样有意丑化贬低西洋人（比如说西洋人的腿是直的，不会弯曲，所以他们“学不会下跪”）；就如同今天如实地说反应日本人的现状和优点，而没有去刻意贬低“小鬼子”一样；因此他就被“爱国”的人们批评为“汉奸”。他写的一小部分介绍西洋先进文化的书籍，想要让国人了解一点点“西洋实况”的，可是一出版就遭到自大无知的国民的大肆抨击，说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给他贴这些帽子，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这种评价的道理和依据，只是这些充满了“民族激情”和“民族自豪感”的国民，却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清朝政府下令毁版，不许发行。国民们失去了一个了解世界的机会和绝佳窗口。后来更诏令他回国，但是清政府也不喜欢他“专说外国好话”的特点，结果没有任用他，只能“退休”回家---让他满腹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和学习的先进文化观念“老死山林”。
他回家的时候，家乡人对他的“欢迎”就是：不许他乘坐的船靠岸。 1879年5月5日，郭嵩焘乘坐着李鸿章特派的小火轮抵达家乡。家乡的乡绅父老们竟然拒绝让小火轮靠岸。理由似乎很充分——小火轮是洋船，而那里还不是“开放口岸”。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羞辱这个游子回归的。而且长沙等城市，“爱国志士们”到处写揭帖（就是后来的大字报）骂他。他在一片骂声中回国，回乡---就因为在他说了一点外国人的“好话”。
这些“爱国者”认为：只要闭上眼睛，世界上就不存在悬崖！
甚至于国人在他死了也不放过羞辱他：1891年，郭嵩焘逝世，享年73岁。郭嵩焘死后，李鸿章曾请按惯例赐谥立传，也无人搭理。郭嵩焘死后9年，正值义和团兴风作浪，还有官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尸以谢天下（不知道具体实行了没有）。
当然，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已经知道了：喜欢说谎言来给自己原来的失败找面子的大清国，最后居然相信了自己编的谎言；全然忘记了不久以前的两次沉痛教训，就像是一个疯狂的巨人，在全国“激情昂扬”的“爱国热情”推动下，大无畏地，自动地向悬崖冲去，居然向全世界所有强国宣战，引来“八国联军进京”的荒唐之举。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郭嵩焘回国后得以重用，留在朝廷做贡献，就有机会把他对于“敌人”的了解告诉这些拒绝了解真实世界的“正义捍卫者”，他们知道得越多，恐怕“八国联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这对于西方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更大的可能是：如果大家都知道了西方的先进，即使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对付西方列强”，也会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学习西方。就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一样，开放胸怀，接受自己的无知和落后；可能中国的今天，就是全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
如果这样，很有可能今天富强的中国人，会饮水思源，非常怀念郭嵩焘；会把他的像印在钞票上来纪念。就像是日本把推动明治维新的福泽瑜吉印在千元大钞上一样。
可惜的是：我们的今天更愿意纪念林则徐这种迂腐无知而又顽固执着的“爱国者”（关于这个判断，请大家去看林则徐的历史事迹，他具体是怎样办事的，是不是符合文明的精神。这里我就当一回“标签党”，不做具体介绍了）
我们如果今天还意识不到郭嵩焘的价值，我们还看不出他说的上面几句话的现实意义的时候，我们恐怕离大清国的迂腐无知并不远。郭嵩焘本人对自己的未来价值很肯定，他死前不久写的一首《戏书小象》，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先生显然对国人的期待不大，他认为迂腐固执的国人要千年后恐怕才能够理解他的价值。今天，我们能够“识此人”了吗？能够结束我们民族的历史宿命吗？
郭嵩焘的经历，需要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真正的爱国者都要被放逐？为什么我们喜欢排斥我们最需要的朋友？我们为什么喜欢更喜欢听谎言而不是事实？为什么我们要拒绝真相？
今天，我们的“士大夫们”有见识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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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3 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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