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杰——躲不开的身影

江天无尘

史杰——躲不开的身影

作者： 阎力军 稿件来源： 新华网湖南频道

      理性的曙光染红世界历史的天空，她为每一个人铺平了通向科学的道路。     ——黑格尔
      2009年8月6日，长江三峡大坝拦截寸滩55000秒立米流量洪水，削减到38000秒立米，城陵矶水位离警戒水位相差两米以上。荆江和洞庭波澜不惊，一片祥和。
       三峡到底能不能排洪减灾？争论多年，总算尘埃落定。不知为什么，悠然间，我想起了史杰：此时此刻，他该作何感想呢？
       我从未见过史杰。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1988年秋汛。洞庭湖的外洪内渍，把我困在华容团洲动弹不得，拍摄的片子无法传送，焦躁不安。房东安慰说：“别急，就在我家住着吧。别看条件不怎么样，史杰每次来，都住我们家呢。”从此，无论是长江的九曲荆江，还是洞庭的河湖港汊，亦或是湘资沅澧四水两侧的高山峻岭，走到哪，我都会听到史杰的故事，看到史杰的足迹。这是一个绕不开，躲不掉，无法回避的身影。尽管史杰去世，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八年。
       三峡首捷，我从心底发出呼唤，无论如何，该去找找他了。  

   <一>

        9月，我去了一趟东北边陲。站在北纬50度以外的漠河北极村黑龙江边，目送一江秋水不动声色缓缓东流。这里，没有一寸堤防；人和水，不相争；岸边肥沃的黑土地上，草色橙黄，苍翠的獐子松迎风招展，森渺浩荡。我想，此情此景，放在长江，放在洞庭，怕莫只能推演到八九百年前范仲淹时代的北宋。
       几年前，在曾被朱镕基誉为“固若金汤”的荆江江北大堤，我看到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一座建于明朝的镇江塔深陷堤面近10米的大坑底下，有气无力露出半截身躯，向过往行人诉说自己沉重的来世今生。1542年，长江北岸封堵古称云梦泽的江汉平原最后一个通江出口郝穴，荆江“舍南保北”格局形成。四百多年来，江北那厢是人们蚁涌蜂攒，肩担黄土一代代一寸寸增高堤防；江南这边则是大水携带泥沙，一年年一层层淤积洞庭湖底。人们一只手紧紧护住云梦泽，另一只手托出洞庭湖，让这单边肩膀，独自承担冲出夔门的一川江涛。
       1852年，驻防荆州兼管堤务的满清将军下令用火炮驱赶南岸守堤民众，逼水破藕池，南侵洞庭，保北岸不溃。此时，上游四川人口已经从“张献忠屠蜀”后“千里无鸡鸣” 迅速迁徙繁衍到全国第一的4700万。为了生活，人们砍伐森林，开荒造田，水土流失日甚一日。1860至1870年间，几场百年甚至千年一遇的洪水接踵而至，一破再破藕池、松滋等口，洞庭连遭重创，人民水深火热。
       1949年，长江又发大水，洞庭腹地湘阴县77个堤垸被洪水冲毁，57万亩良田颗粒无收，337人葬身鱼腹，32万灾民流离失所，嗷嗷待哺。
       1950年春天，千疮百孔的大堤上走来一个穿土黄色军服，身背盒子炮的年轻人。他叫史杰，随中共南下工作团到和平解放的湖南接管政权，从长沙调湘阴，出任县长。
       时间跳到40多年后。1995年7月16日中午，汉寿南湖垸溃决。我闻讯迅速赶到决口。一名中年妇女泪留满面，高一声低一声为亡灵招魂：“伢儿，你回来呀！”类似揪心场面，新县长眼前，比比皆是。一到任，史杰紧急派船，接回到外面讨米要饭的乡亲；放粮开仓，赈济灾民。接着，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实地勘测，选择堤线，带领群众修复堤垸，重建家园。
       无情的事实告诉史杰：洞庭湖不治理，湘阴的堤垸修得再高再厚，也难保平安。但洞庭谁来治？怎么治？溟溟之中，命运似乎已经作好安排。1951年秋天，困窘在局部与宏观矛盾旋涡中的史杰接到一纸命令，就任长江水利委员会洞庭湖工程处处长。
       对史杰提出的“合修大圈，堵支并流”洞庭湖治理规划，即便在今天，人们仍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围垦。1996年大水过后，岳阳市长黄甲喜紧急赴京，“跑部”求援，未曾开口，国家机关某部门的干部就指着他的鼻子责问：“洞庭湖本来就是装水的地方，谁让你们围垦的？！知道吗？这是天谴！该淹！”黄甲喜回到驻地，一头扑进卫生间，打开淋浴龙头，大放悲声。我曾设想，如果，北京那位干部能有机会到南县茅草街码头，看到无边船队，出洞庭，下长江，把白花花的大米运往全国各地的情景，不求观点一致，至少，说话的口气能够和缓一些吧。
       实践中的“合修大圈，堵支并流”，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1952年，湖南出动20万民工修整南洞庭；1954年，全省集中80万人整治洞庭水毁工程；紧接着，数百万民工年复一年围西湖，垦南湖，修大通湖，建淞澧大圈，将满清民国以来逐渐形成的996个堤垸，合为266个；将6400公里外洪大堤，缩减为3400公里；并流洪道，扩宽了行洪截面，减小了四水与长江行洪的相互顶托，防洪能力明显增强，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可耕地面积。“合修大圈”止于1983年国务院作出停止围垦决定。“堵支并流”沿用至今。
       史杰的过人才华得到认可，1954年被擢升为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主持全省水利业务工作。赞誉声中，他始终保持清醒，认为湖区治理充其量只能算是治标。何谓治本？史杰认为有两条：一是做好长江和四水上游封山育林水土保持，二是修建长江三峡大坝。
       史杰为修建三峡奔走呼号，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91年4月6日深夜，史杰在家撰写《三峡与江湖治理的关系》。不知是否在冥冥中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他打破忌讳，大胆陈言：“现在修建三峡，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实在没有道理。”第二天清晨，史杰感到身体不适，家人马上把他送进医院。医生问什么时候发的病，史杰吃力地回答，昨天下午开始，有点不舒服。刚刚十一点，史杰停止呼吸。诊断结果为心肌梗塞。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来湖南考察，史杰全程陪同。林一山谈到，明朝以来的“舍南保北”，致使南岸越淤越高，北岸堤防修得再高，还是赶不上水位抬升的进度。遏制南高北低趋势，根治长江和洞庭水患，必须上三峡。这个观点与史杰不谋而合。两位友人南北呼应，力主工程尽早上马。在各种不同规格不同方面的三峡研讨论证会上，不管反对方的来头有多大，所扣的“帽子”多么吓人，史杰始终站在洞庭湖的立场，镇定自若，从容应对，用无数来自水土烂熟于胸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为修建三峡鼓与呼。二十乃至三十年过去，与会者都记得史杰那句足以让四座为之动容的话：修不修三峡，你到洞庭湖看看就知道了！
       史杰过世一年差四天，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绝对多数投票通过决议，正式批准立项，修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天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过多年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就修建三峡工程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专访。钱正英说：“林一山是专搞长江的，比我懂得多，他主张上三峡，我不服气，搞了很多方案，派专人研究。研究到最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从江湖关系的演变看三峡工程。不能让洞庭湖继续独自承担长江来水。三峡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叫它长久地保持它的库容。这样，把长江进入洞庭湖的水和泥沙控制起来，即延长洞庭湖的寿命，又能解决洞庭湖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三峡工程的本质，根本的防洪效益也在于此。”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钱正英本人曾多次前往洞庭湖考察。她在回忆录《我的水利师长们》中提到，在湖南，人们称省水利厅（副）厅长史杰为“龙王”。1964年，钱正英在史杰的陪同下，一个星期在洞庭湖里转。不论坐汽车还是坐小艇，行路都听史杰指挥。一些当地驾驶员对道路村庄的熟悉程度都不如史杰。“我惊奇他对三湘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是那样的熟悉，对大小水利工程如数家珍，而且通晓业务技术。他对洞庭湖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自从当上洞庭湖工程处长后，几十年来都执著地研究洞庭湖的病患与治理。”
       史杰并不认为修了三峡就万事大吉。他反复说，四水不治，同样是心腹大患，一刻也不能放松。对湘江的东江，资水的柘溪，沅水的五强溪、凤滩，澧水的江垭、皂市等电站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史杰倾注了毕生心血。     史杰去世第五个年头的1996年，长江是个平水年，宜昌相应流量不过30800秒立米（1954：66800；1998：63300），而湖南却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7月中旬，沅水资水流域普降大到暴雨，18日，沅水五强溪出库流量超过29000秒立米，资水柘溪出库流量超过14000秒立米，两条苍龙直扑两水尾闾和洞庭湖区，一百多个大小堤垸溃决，上百万灾民露宿残堤，白天烈日熏烤，晚上蚊叮虫咬，缺衣少食，度日如年。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文选德形容1996年洪水时，只用了两个字：惨烈。
       大水压头，沅水流域的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不是已经有了五强溪吗？怎么1995年刚刚建成就遇大水，1996年的水更大呢？人们甚至议论，是不是修了五强溪，洪水由“零售”改为“批发”，致使灾情加重？洪峰刚过，我立即赶往五强溪一探究竟。尽管这年的气象预报有误差，但水库方面仍严格按照汛限水位98米预留库容，不至于如此尴尬：洪水憋到千年一遇校核水位的113.26米，坝身震撼，坝前右消力池被巨大落差的下泄洪水冲出一个深达三十多米的大坑。应该说，五强溪尽到责任甚至冒险出力了，但为什么下游压力仍然如此之大，损失如此之惨呢？直到冬季来临，钱正英受朱镕基委托前往湖南视察灾情，我作为随行记者，陪同她走完16天数千公里全部行程，来到五强溪现场调查，才弄清原委：坝，修矮了。
       早在1952年，湖南就提出修建五强溪。1979年，史杰主持设计五强溪水电枢纽工程，设计大坝正常蓄水120米，库容57.4亿立方米。1983年，中南院重新设计，为减少移民降低造价，正常蓄水位由120米改为108米，库容减为30亿立方米，防洪库容仅剩13亿立方米。史杰坚持120方案，据理力争：“按108方案修五强溪，不如不修！”遗憾的是，史杰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事后，水利专家们分析，如果采纳史杰的120方案，五强溪1996年的减灾效益至少增加百分之四十。1996年后，五强溪汛限水位被迫从98米下降4到6米。今年8月9日，我习惯性地查阅湖南省防总网站，五强溪相应水位为94.34米。放心之余，还是不忘痛切：以电站多年发电损失，有多少善后事宜，不能得到解决？！
       1998年7月22日，澧水石门发生19000多秒立米的洪峰流量，澧县澧南垸破溃。在下游的津市大桥，透过夜幕，人们眼睁睁看见一个木脚盆漂浮而至，一个大浪打来，将盆中的孩子掀入波涛……次日，澧水和长江西水正面交锋，安乡县安造垸溃决。史杰生前忧虑不幸得到证实。逝世前两个月，史杰专题上书省委，要求加快澧水治理步伐。史杰在文中说：“澧水不治，寝食难安。1935年7月2日至8日，澧水流域降雨1318毫米，澧水发生30300秒立米洪峰流量，淹死33000多人，不到一个流量就淹死一个人。万一历史悲剧重演，怎么向人民交代？”     史杰过世近二十年来，湖南在澧水干支流上修建了江垭、鱼潭、长潭河等水利工程，皂市电站也进入在建之中。湖南新编制的《防洪预案》提出，遇20000流量以上大水，先分傍山小垸和澧南垸、继而分西官、九垸、新洲等垸。但真遇1935年型洪水，显然不够。按史杰生前拦洪和分蓄相结合的设想，从最终分蓄凇澧大圈着手准备，才能使逝者九泉之下那颗始终悬着的心，落到实处。

江天无尘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始终认为，1998年湖南抗洪取得全局性胜利，值得总结的经验有两条：一是防重于抢；二是责任制；前者来自传统，后者得益创新。1969年，在文革动乱军事管制背景下，洞庭湖区发生大水，夹在长江和洞庭湖之间的建新农场堤垸眼看就漫溃，当权的支左部队领导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慌乱中，电告省里，请求决堤。周围堤垸深恐连累，来电表示坚决反对。何去何从？省里的军管干部上任不久，对防汛没有经验，无法决策，不得已，火速将正在接受审查的史杰从专政学习班紧急“借”到指挥部。史杰详细询问雨情、水情，从地图上推演计算，预测洪峰何时发生，测算长江与四水洪峰碰头对堤岸形成的压力，毅然决然提出决策意见：放弃决堤，坚持防守。他说，任何大险，首先都会露出征兆，只要发现及时，方法得当，大堤是完全有可能守住的。建新农场的支左部队没有防汛抢险经验，农场的劳改人员没有抢险意愿，现在要马上从华容、君山和钱粮湖等附近地区抽调队伍，成建制拉上大堤，实施二十四小时不停顿的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立即抢修。有防才会有抢，要把查寻始终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防重于抢的意识。接着，史杰又一口气谈了自己多年总结出来的十多项湖区查险抢险的技术措施。史杰的话，像一把火，点燃了在场所有人抗洪抢险的信心。结果证明了史杰判断的正确。
    史杰的决策依据来自与大堤生死相依的湖区民众。多少世纪以来，汛期一至，大堤内外，总有无数梆声响起，总有繁星一般的灯火闪烁，男女老幼举着火把，提着灯笼，黑黑瞳子注视着凄凄芳草下的每一寸土地。这一幕幕对生命空前规模的恒久守望，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浩瀚长卷。
                                       <二>
    生活中有这样的现象：有些挨过饿，哪怕只有短暂饥饿经历的人，可能落下终身心理障碍：吃饭，多一口，如同多出一块天；少一口，则如同缺少了一块天。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场被称作“苦日子“的大饥谨，如同梦魇压在心头，左右着人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饥荒过后的1964年，湖南为增产粮食，在洞庭湖区发起电排安装歼灭战。制定规划时，史杰从便民、适用、省工等方面考虑，改建大机埠，集中排灌为因地制宜建机埠，实行分区排灌。电排工程以每年增加十几万千瓦装机容量的速度向前推进，第三年装机容量就达到四十多万千瓦。湖区各堤垸排灌能力空前提高，每年节省人工车水劳动工日三千多万个。史杰马不停蹄到各个施工现场巡查催促。他对施工人员说：兴修电排如同抢种粮食，加快进度就能减少群众挨饿。

    史杰曾对妻子陈金庚许诺，退休后陪她到自己亲手拍板修建的123个水库走一走，看一看。这123个水库几乎含盖湖南至今运行的所有大中型水利工程。

    1958年，醴陵官庄水库在大跃进的高潮中破土动工，次年年底主体工程竣工，开始蓄水。没等配套设施建成，“苦日子”悄然降临，反五风（反官僚主义、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运动应运而生。利益受损的库区移民一怒之下，准备刨毁大坝。史杰坚决反对刨坝，协同当地和有关部门领导，制止了刨坝行为。官庄灌区后来成为湖南首批水稻单产吨粮示范区。科技部门验收期间，我前往采访，一位老者走十几里路，专程向我打听：“你是省里来的记者吧？肯定认识史杰，他，现在好不好？”

    1966年5月，湘江支流永乐江上的青山垅电站破土动工。文革狂飙骤起，造反派勒令工程领导人交权，工程陷入僵滞。汛期将至，半拉子大坝随时可能被洪水冲毁。郴州地区派出主持工程的王永良赶紧到长沙寻求对策。没有想到，长沙运动浪潮更加凶猛，主管领导悉数打倒，无人管事。史杰也被监管，失去自由。夜半时分，史杰趁人不备，悄悄跑到王永良住的招待所，反复讨论救坝应急措施，最后决定在坝面上砌石头滚水。次日凌晨，天还没有放亮，史杰又来到招待所，叮嘱砌石块后，上面还要加个面板。史杰和王永良的办法，不仅保住了大坝，而且开创了“土坝滚水”先例。消息传开，清山垅水库出了名，应邀派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当然，这两个人谁也没有可能当这个代表，不仅史杰，汛期一过，王永良也被打倒了。

    “韶山灌区是全省的重点工程，史龙王不上阵，就没有突出重点。”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带有几分幽默诙谐的点将，把史杰推到“天上银河人间来”工程副指挥长的位置上。这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型引水灌溉工程，1965年7月1日动工，十万民工在十个月时间内，凿遂洞，挖渠道，架渡槽，在山峦起伏，溪谷纵横的丘陵地区，开出一条174公里长可航行十吨级船舶的人工河，灌溉面积最高曾达到一百一十万亩。皂林冲英雄关遂洞施工进展到石灰岩和黄土交叉地带，不断发生塌方。民工李自均的意见使史杰眼前一亮：“我们天天喊战胜塌方，为什么不想办法预防塌方呢？”井字型木架支撑加固方案由此出台，松动的土石未曾塌陷即被顶住。爆破与衬砌发生矛盾，史杰和工人一起摸索出“浅孔、密布、少填药，多次响”爆破方法，既保证了爆破效果，又不妨碍衬砌安全。渠道在涟水右岸遇风化岩层阻碍，如改渠线走左岸，则需要占用大片农田，减少灌溉面积。史杰和技术人员反复踏勘，修改方案，决定先走右岸到风化岩边的诛津渡，然后架渡槽过涟水，既避开豆腐渣般的风化岩，渠水自流直灌左岸，又不占用更多农田。“涟上飞涟”由此横空出世，至今仍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靓丽景观。

    毛泽东故里的特殊招牌并没有护佑住时代对韶山灌区的风吹雨打，起伏动荡的各种运动为其涂抹的政治标签变了又变：起先，它被赞誉为“贯彻多、快、好、省总路线的样板工程”；接着，急转直下为“走资派、三反（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分子‘唯生产力论’的黑样板”，再接着，突然直冲云霄，成为“英明领袖的光辉业绩”（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任工程总指挥）；再后来，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人事发生变化，忽悠之间，沸点降至冰点，天上掉到地下，黯然失色，悄无声息。议论起这些，史杰总是淡淡一笑：“千秋功罪，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决定上凤滩电站，这是湖南继柘溪电站后的第二个大型电站。凤滩地处酉水下游，属典型的湘西山地U形河谷，按传统方案建坝，造价高不说，河床将受到挤压，影响泄洪。而酉水偏偏是沅水第一大支流，水量占全流域总水量的近三成，河道逼窄，后患无穷。必须另辟溪径。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万达认为解此难题非史杰莫属。史杰召集省内外水利技术领域的精兵强将集结凤滩，迅速拿出一个全新的方案：采用当时国内大型水利工程尚无先例的空腹拱坝，将发电厂房建在坝内。随着国家水电部等有关部门对方案的批复，湖南省委下达一纸红头文件：任命史杰为凤滩电站工程副指挥长。谁都没有想到，史杰竟然选在汛期围堰截流。8月8日，史杰一声令下，干部民工一齐上阵，人人争先恐后，肩挑背扛，抢运土石，挥汗如雨，抢筑围堰。天老爷不睁眼，你最不希望来什么，他偏偏来什么，眼看围堰就要合龙，湖北来凤上空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肆虐的山洪如同脱缰野马将新修的砂石围堰冲得七零八落。第二次出师又因天下大雨无功而返。飞短流长伴随造谣中伤一起袭来，史杰却将裤腿捋至过膝，一双赤脚，整天在被毁围堰残骸的烂泥中淌来淌去，不时弯腰扒开土石仔细查看，仿佛要到里面翻找出什么珍奇异宝来。第三次出师前，史杰突然提出“水下浇筑混凝土围堰”方案，让工程技术人员瞠目结舌。这个看起来比汛期截流更加“天方夜谈”的技术措施，在“扳惨败为大胜”的第三次截流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凤滩工期大大缩短，电站以空腹拱坝的崭新风采在湘西千山万壑中昂首矗立。当时每度电只能卖到六分五厘，电站五年累计创收7.8亿元，相当于建设总投资的两倍以上，投入产出比在国内大中型电站中名列前茅。

    当年身边工作人员算了一笔帐，史杰每天上工地三次，往返需要走20里路，在凤滩工作的五百多天下来，走了近一万里路。一天，史杰来到混凝土浇筑工地，看到抽水机马达响得欢，水却不见多少。史杰问守机人，机子光转不出水，是不是泵口的莲蓬头堵住了？守机人并非不知情，但大冷的天跳进水中清洗莲蓬头有些犯难。史杰不由分说，甩开棉袄，捋起裤脚，脱掉鞋袜，跳进机坑，清除莲蓬头的渣渣屑屑。守机人羞红了脸，也跟着跳了下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湖南各地开始编撰史志。史志必须有水利章节，写到水利发展过程，就很难避开史杰。《临澧县志》写道，临澧治水面临两套方案取舍之难的关键时刻，史杰带着省水利厅技术人员和地区水利局领导前来考察。他们不打招呼，不落县城，直接到青山水轮泵站坝址现场踏勘。史杰边看现场边听汇报，迅速发现了问题要害，决定以修建渡槽的方式解决道水以南的灌溉问题。省水利厅领导决心如此之大，使临澧方面倍受鼓舞。《临澧县志》写道：“万事俱备待兴工，东风又催锦上花。省水利厅（副）厅长史杰的到来，不仅促使青山水轮泵站工程扩大设计，更确立了临澧治水方略的根本性调整。”

    进入网络时代，在百度搜索上点击史杰二字，这位过世多年老人的相关信息滚滚而至。计划今年上马的茶陵洮水电站网上介绍开篇就说：“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著名水利专家史杰就多次到坝址踏勘……。”涔天河电站改扩建工程上马在即，有人在网上发帖子议论，当年若是按史杰确定的高程修坝，哪来现在的改扩建，又何必多花十多亿冤枉钱。澧县网民回忆，滟洲电站原先选址恰遇地质断层，挖到22米处，仍不见岩底。史杰勉励大家不要泄气，发现断层就有希望找到整板岩层，带领技术人员沿河勘探，终于在下游两公里的地方找到符合要求的坝址。岳阳网民则评论，史杰为力主修建铁山水库，和当时岳阳县的领导展开激烈争议，国家农委和水利部不得不出面仲裁，还为此下拨专款，最终建成了这个六亿多立方米库容的大型水库。多亏有了铁山，不然，洞庭湖周边小造纸厂被强制关停之前，湖水污染到五类水标准以下，岳阳市民必然遭遇守着“洞庭天下水”而没水喝的窘境。

    这些身后事，史杰不可能知道。但有一点，史杰是知道的，那就是，人们能够吃多少粮食，他心里一直有数。在陈金庚保留史杰遗物的那个“百宝箱”里，我翻出一个麻纸面的笔记本，上面有史杰用铅笔写下的一串数字：“1957年，全国人均口粮613斤，湖南624斤；1978年，全国658斤，湖南803斤，两厢对比，湖南多出147斤。” 这组数字让我震撼：全国人均口粮过800斤，一直到实行责任制四年后的1985年才达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湖南每年至少向国家供应20亿斤商品粮，曾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今天看来，20亿斤大米，数字似乎不是很大，但国家在河南、吉林、黑龙江这些大规模商品粮基地建成以前，特别是要喘匀“过苦日子”那一口气，该有多么珍贵。湖南本来被国家划为三类地区，但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副食品供应标准，常常达到甚至超过一类地区。向前苏联“还债”期间，在长沙城郊的黑石铺铁路货运编组站，光是猪尾巴，一装就是几个车皮。湖南一位领导调外省任第一书记，到任不久打电话回来问，他主持召开这个省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能不能请湖南调运一点猪肉，让出席会议的干部们打打牙祭？在凭票时期，全国很少有像长沙这样的城市，偶尔有不要粮票的包子馒头卖。我一位在四川插队知青朋友，1977年回沈阳探亲，专程转道湖南，在亲戚的帮助下，采买了一百多斤不要票证的鸡蛋猪油大米等食品，以致于在北京转车时压折了扁担。和他一样，每到年关岁末，周边省份不少干部群众都赶到湖南采购过节物资。了解这些情况，你也许就会对以下数据不再感到枯燥无味。1985年底编纂完成的《湖南省水利志》记载：“1949年，湖南旱涝保收面积仅400多万亩，到1985年，发展到3200多万亩，有效灌溉面积达到4100多万亩。”湖南无论旱涝保收还是有效灌溉面积，均超过李冰父子及后人开创的“水旱由人，不知饥谨；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都江堰灌区一倍以上，至今仍是世界面积最大的水稻生产基地和人工生态湿地，稻谷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

江天无尘

    “吃饭靠水，致富靠电。”灌区建设刚有眉目，史杰就一门心思扑在小水电建设上。上世纪70年代起的几年之内，湖南小水电很快上到70多万千瓦装机，居全国同期之首。“万盏明灯照山乡”模式风靡大江南北，参观取经者势如潮水。1980年代后期退居二线后，史杰还以顾问身份，主持修建了四十多万千瓦的水电装机。他常以大电网收购电价太低，来水丰枯难测，小水电运行日趋艰难而闷闷不乐，听说哪里老百姓电用得好，就立即赶赴实地亲眼观察，问长问短，总结经验，大力推广。他反复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用电取代烧柴，青山再也不会变成癞子的头了。1972年，史杰从凤滩回到长沙，出任省农委副主任，由专司治水转变为山水共管，湖南因此出现又一次造林高潮。史杰很早就有强烈的生态链条意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林养水，以水发电，以电促工，以工补农。”

    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修洞庭湖电排机埠期间，史杰突然对聂芳容说：“将来兴许有一天，我们在洞庭湖修的这些垸子，都不用种粮食了，而用来蓄水，养鱼，甚至光卖水，也比种粮食棉花划得来。”聂芳容问为什么，史杰欲言又止，谈话没有继续。今天看来，史杰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眼下，粮食刚刚呈现相对过剩，水资源就频频告急，暴露出一定程度的短缺危机。取得累累科研硕果的聂芳容如今整天思考，如何将有限水资源的效益发挥到最大。水资源开发过度，造成资源危机，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分歧在于如何缓解危机，到底着眼于“器”，还是从“物”的层面寻找出路。解决中国水资源危机问题，根本出路在于把已经受到扭曲的资源价值还其本来面目，改无限制无底洞式供水为按需求有偿有限供水。而不在于六十年来水利设施上多了。对待未来，聂芳容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保障安全和利益兼顾机制引导下，三峡以及上下游各水库，加上洞庭湖区的共双茶、育乐、茶盘州等堤垸也用来装水，有机组合近千亿立方米水量，联合调度，统一分派，夏天多留点，冬天多放点，用长江之水解长江之困，缓解下游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至少维持全流域生态相对平衡，从技术层面看，应该说，是能够做到的。”

<三>

    在寻访史杰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不管“大禹的传人”、“龙王”等英雄称号何其耀眼，也不管矗立青山绿水间的水库大坝如何巍峨壮观，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它们终将走进混沌不清的历史烟云而一去不返。人们长期牢记在心的，只会是和一切普通人息息相关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恰恰在史杰强健的心理构架上，我们时刻都能看到那块温暖润泽历久弥新的美玉——人性良知。

    史杰原名孙宝玉，出生在黄土高原中部的陕西韩城柳枝村的一户中等人家，读小学期间，参加民族抗日先锋队，1934年，17岁的史杰加入共产党，为方便地下工作，化名史杰，1939年6月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一年，毕业后被组织上派往山西工作。多年后，他曾谈到自己的入党动机：“共产党专为穷人说话办事，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加入共产党，就是想做一个正派的人，一个能给老百姓办好事的人。” 1942年，日伪军大举入侵解放区，将史杰围在山西省文水县一个山村。村民李生宫急中生智，让史杰装扮成自己的姐夫，生病在床，姐姐则在一旁端茶递水，借此迷惑敌军，躲过一劫。患难之交，史杰没齿难忘。他与李生宫及其家人多年保持联系，还专程接生宫老弟到长沙家中小住。他说：“经历了这件事，自己才真正懂得什么是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儿离开水，一刻都不能活。”无论大小会议，只要是史杰作动员报告，他总说：“希望大家多下基层看看，看看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究竟过的什么日子，相信大家都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史杰在《治理澧水迫在眉睫》上书中更是直抒胸臆：“我虽不在位，一再呼吁，为民请命，是因为自己多年从事水利，受良心驱使，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然，总觉得欠了澧水流域人民的一笔帐。”

    这里的“歉疚”，突显出人性中的善良品质，促人清醒，催人奋进。“无论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也还不清人民的情”的“还帐”心理，成为史杰风雨前行永不枯竭的原始动力。

    史杰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自身的文化短缺。他认为：不懂水利就不配作“水官”。为此，他如饥似渴，不舍昼夜，在实践中发愤学习，抓住一切机会向有专长有经验的人请教。龙雪河早年从湖南大学水利系毕业，是一名业务过硬的年轻技术员。史杰借布置工作之机，问他肯不肯搬到自己家住，以便工作之余，帮史杰补习文化知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在当时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大背景下，能够得到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资格顶头上司的尊重和赏识，龙雪河当然满心欢喜求之不得。龙雪河在史杰家一住就是两年，以后他们之间业务上相互切磋生活上互相关心“比亲戚还要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史杰过世。这位后来的高级工程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接受湖南日报副总编辑金希光采访时介绍说，史杰原来写东西很吃力，不会打标点，不会分段落，从头到尾一桶拖，错别字不少，不通的句子也多；后来进步飞快，有些千字甚至万言专业性很强的文章，能够不打草稿，一挥而就。等到我去找龙雪河的时候，他已经安卧长沙南郊公园的墓地多年。垂首默哀之际，我想起了一位名人的话：“中国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怕，就怕尊重；你只要尊重他，他就会“士为知己者死”，竭尽全力来报答。”

    为治理洞庭湖，史杰查阅历代典籍有关洞庭湖的记载，研究秦汉以来云梦泽和洞庭湖的演变关系。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很多专家都没有读过，史杰把它找来啃完并写下心得。 遇到不懂的问题，想方设法找人请教。湖南水利界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大都应邀给史杰讲解过水工、水文、地质、电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刘锡初学地质出身，曾以专家身份出国执行援外任务，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比较丰富，史杰喜欢约他一起出差，晚上就请刘锡初给他讲课。史杰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经常提问，几问几答下来，时间早超过12点。刘锡初一次提到，李四光1962年应周恩来的邀请给中央高级干部作了一场报告，题目叫《天文.地质.古生物》，反响强烈。史杰回来就向他借来这本书，反复看了几遍，半年后才归还。史杰对问题钻得深，喜欢刨根问底，提出的问题有时难以对答，使一些技术人员既喜欢和史杰一起出差又害怕和他出差，怕自己学有不足，不定哪个问题被史杰问倒。史杰分管的业务处室，学习氛围很浓，教学相长，习以为常。史杰主持技术论证会，专家们发言之前总是斟酌了又斟酌，生怕哪里出现疏漏，被问个正着。

    持续多年的发愤学习，日积月累，由浅入深，融会贯通，史杰终于由外行变成内行。抗洪抢险，他能从上游雨情，迅速估算出省内个水文站点的水位、流量，堤防将要承受何等压力；兴建水工，他能根据工程规模，计算出需要动用多少土石方、投工数量和投资额度，判断大坝选址选型是否合理，施工方案是否可行；工程出现意外险象，他能及时指点迷津，指挥修复。越是风险骤起，越是大难临头，史杰越是镇定从容，越是斗志坚定，越能发挥主心骨和顶梁柱的作用，宏观决策和微观驾驭能力与日俱增。

    史杰深知学海艰辛和人才难得，视人才为事业的命根子。培养人才，他深谋远虑，苦心孤诣，不唯成份，不唯学历，只唯实绩。保护人才，他铁肩担义，不怕背黑锅，吃苦头。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给史杰扣上一顶“用人不当，重才轻德”的帽子。文革中，这顶帽子上升为“重用牛鬼蛇神，充当牛鬼蛇神的保护伞”的罪行。史杰始终不肯低头。他说：“建国之初，我们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好多工作都需要知识分子，不起用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怎么办？搞水利建设，需要工程技术知识，我们自己不懂，不依靠技术人员，谁来搞？”

江天无尘

    凤滩工程建设期间，一名混凝土搅拌机手常常神情沮丧，心事重重。他本是一名技术干部，出民工前主动协助所在地书写标语，误写错别字，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而被清除出技术队伍。史杰得知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让他归队从事专业。没想到，这个小小举动，竟得罪了时任一把手的军代表。争吵中，军代表动了肝火：取下头上的军帽，往桌上一甩：“我这顶帽子，不是随便就可以戴的。”史杰不依，把帽子一推：“这顶帽子，我早就戴过。”一把手一气之下，扔出铩手锏：“才解放几天就翘尾巴，不要神气太早！小心辫子还抓在人家手里。”史杰针尖对麦芒，毫不退缩：“解放一天，就要做一天的工作，尽一天的责任。辫子嘛，和尚头上都可以栽，想抓就抓吧，大不了回干校种地。”
    1954年7月，湖南浏阳境内普降暴雨，24小时降雨418毫米，头年7月建成的宝盖洞水库33米高的土坝不堪重压，在一声巨响中垮坝，466人不幸罹难。噩耗传到北京，监察部和水利部成立联合调查组下到湖南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湖南水利界风声鹤唳，主持宝盖洞水库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更是诚惶诚恐。刚刚走上副厅长岗位的史杰负责调查垮坝事件。他一连多天深入现场，从设计施工的每一个环节入手，排查可能出现事故的原因，然后进行客观全面分析，力排众议，提出自己独到观点：垮坝主要原因是极端雨情，不是大坝本身的问题。他的分析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得到省委和中央调查组认同，惶惶不可终日的技术人员终于免受铁窗之苦。1960年1月，水府庙水库船闸开挖工地出现山体滑坡，10名民工罹难，20多人受伤。工程所在地方面把全部责任推在技术员贺泽福身上，县法院判了他三年有期徒刑。史杰觉得由一名缺乏经验的年轻技术员承担全部罪责，有失公平。他反复向政法部门陈述己见，要求酌情减刑，致使贺泽福提前一年多出狱。史杰多次找贺泽福谈心，鼓励他自强不息。贺泽福没有辜负史杰的信任和期望，一步一个脚印奋力拼搏，凭实力担任了水利部第八工程局工程处处长，还被评上高级工程师。文革中，一些地方的造反派把工程技术人员抓起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外调人员专程来到长沙，要求被监管中的史杰写揭发材料。史杰每次都反唇相讥：“你们还真找准了人。所有工程最终都是我批准的。要说反动学术权威有后台，那就是我。”
    为了事业，史杰虚怀若谷，甚至不惜以德报怨。史杰辞世后，前来吊唁哀悼的人络绎不绝。水利厅前副厅长蒋怀玉的遗霜王佩文突然哭倒在地，众人扶起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她告诉大家，文革中，史杰曾救过蒋怀玉一命。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头头对身体虚弱的蒋怀玉又踢又打，蒋怀玉眼看就挺不住了，被罚跪在一边的史杰站了起来，用身体护住蒋怀玉：“他身体不好，不能再打他了。你们实在要打，就打我吧。”打红了眼的造反派哪里肯依：“好，你嘴硬，那就打你！”皮带、拳头一齐向史杰打来。接下来的事情妻子陈金庚比谁都清楚，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史杰身上的背心已经和血痂粘在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陈金庚一边小心翼翼剪开背心，一边给红肉开绽的伤口涂药，泪如泉涌，擦干又流……哪里知道，史杰刚刚重新站出来工作，就力排众议启用了打他的那个不再得势的造反派头头。陈金庚看不过眼，埋怨史杰好了伤疤忘了疼，用谁也不能用那个打人的家伙。史杰笑着宽慰妻子：“这个人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只要对事业有利，我们个人吃点苦头不算什么。”
    惺惺相惜，史杰看重办实事的干部。这些干部在工作中取得成就，他喜从心来，锦上添花；他们遇到坎坷和挫折，他不看冷，不避嫌，极尽主持公道之能事。湘西山区一位县委书记为迅速改变生产条件落后局面，在筹措水利经费时采伐老残林规模过当，被人一纸状纸告到省里，位置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史杰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个现象值得深思。一个地方几十年山河依旧，人在家里穷，树在山上烂，从不见人说长道短；现在局面刚刚起点变化，老百姓碗里多了几粒米，飞短流长就满地都是。我们要冷静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用干部要看主流，干事多，出错的几率也高，不能叫天下干实事的人从此寒心。”省委研究决定，在严厉批评其工作错误的同时，调这位县委书记就任省直有关部门副厅长。有人不服，问这样做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时任省顾委主任的万达回答很干脆：“省委负责。”
    对身边下属，史杰讲原则，更讲感情。傅红波虽未明确担任史杰秘书，但一直不离左右，在他身边工作。陈金庚知道自家老头子个性倔强，每次出差，总要反复叮咛傅红波注意安全，不要出现闪失。有一次在凤滩电站工地，史杰嫌绕道大坝耽误时间，执意要爬几十米的脚手架。傅红波无奈也只能跟着爬。到了高处，史杰一脚没站稳，哧溜一声滑了下来，幸亏傅红波眼疾手快，一把将史杰抱住，才不至摔下去。几年后史杰约已经出任芷江县长的傅红波到湘西自治州考察，中途一辆小车发生故障，翻入道旁的水塘里。眼看接连救起的人中没有傅红波，年近七旬的史杰不顾天寒地冻和众人劝阻，一边高喊还有傅红波，一边脱下棉袄，要亲自下水打捞。见傅红波没有坐在出事的车上，史杰一颗心才落到肚里：“你可把我吓坏了。”这件事，傅红波今天讲来，仍哽咽不已。
    从战争中走来的一代人崇尚俭朴。史杰也不例外。1983年，他被任命为省顾委常委和省政府顾问（副省级），仍然是一件老棉袄，一双圆口布鞋。老伴见同事穿上从深圳买回的夹克很精神，照原样给史杰买了一件。史杰穿上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但听说这件夹克要花八十多块钱就心疼了，连喊受用不起，赶快退货。上世纪70年代后期，石门蒙泉水库落成，史杰陪同省领导前往剪彩。一见面，他就问：“管理所修得这么阔气，哪来的钱？”水库方面知道他是内行，不敢隐瞒：“从省里下拨修渠道的钱里面抠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地区领导看见这里环境好，指示管理所修高级点，以便今后开会用。”史杰旋即对陪同前往的一位地区领导放开了连珠炮：“你们开会有的是地方，冬有暖气，夏有空调，还嫌不高级！搞水利的几个钱，来之不易，少得可怜，你们这么不珍惜，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败家子作风，农民知道了非跳起脚骂娘不可！”
<四>
    在寻访史杰的日子里，湘阴横岭湖畔的那片青幽幽的芦苇荡始终在我眼前晃来晃去。1979年，湘阴县围垦横岭湖，增加湖土40万亩，造田14万亩。这个项目曾引起争论，史杰投了赞成票，天平发生倾斜，工程上马。正当人们眼巴巴盼望这肥得流油的潮泥奉献出一个好年辰的时候，洪水不期而遇。10万围垦大军转瞬成为防汛大军。人们忽视了溢洪道中的一片芦荡。省里的年轻专家认为芦苇会被洪水压倒，不碍事；当地领导觉得芦苇可以做造纸原料，能创造一笔可观收入，想两全其美。姑息终于酿成大错。6月27日，芦苇档住出路的洪水在几千米长的堤段越过堤身，在堤顶冲出多条裂缝，下午3时，哗啦一声，堤身被洪水撕开，决口迅速坍塌，转眼就达300多米……史杰闻讯大惊，与时任水利厅副厅长的王明湘乘船冲浪赶赴决口，现场踏勘，分析失败原因。他含泪当众检讨：“我不该同意工程上马。我帮湘阴干了件坏事，对不起湘阴的父老兄弟姊妹！”以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检讨。
    30年后的今天，我在史杰笔记本那密密麻麻的铅笔字迹中，多次翻到横岭湖的字样。有的地方似乎无头无尾，无缘无故，就来了一个横岭湖、横岭……这，仅仅是痛苦和歉疚吗？还有没有不甘？想不想重新来过？不就是河道中那片小小的芦苇荡吗？冬季去掉它易于反掌，甚至可以斩草除根连那片沙洲一起推掉。史杰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显然和他办事果敢雷厉风行的性格不相符。莫非，他意识到别的什么？进而，我想，史杰调动千军万马的能力，归根到底，是那个特殊而复杂的时代所赋予的；勇立潮头的他能够屈尊于自然，放自然以生路，意味着向自然无限索取的时代也到此止步了。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后人不再越过这条底线，不再荡平这片芦苇了呢？就个人而言，无论如何，我从心底希望这片芦苇能够繁衍下去。我们的洞庭母亲，在饱受磨难历尽沧桑后，太需要休养生息了。如果史杰有一天还世，他会不会拉着后人们，叩拜苍天，祈福洞庭？（编辑：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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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审核有问题，发了两层楼通过，从第三楼开始居然要审核，导致第三楼的内容重复发了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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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横岭湖的历史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老县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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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来编辑重复帖子，用这些字来替换冗长的重复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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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修改由审核造成的问题。

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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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修改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