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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柳庄
前言——《左宗棠与柳庄》曾在2010年第七期《文学界》杂志发表，因为今年11月10日是左宗棠诞生两百周年，重发此文，是为了缅怀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我来到距湘阴县城20公里的柳庄。这里是清末重臣左宗棠的故居，砖墙燕瓦，坐西朝东，传统民居的格局。屋后是绿色的山岗，门前一汪清澈的池塘。主人曾称这口池塘为“天砚”，是上天给他磨墨洗砚的馈赠。隔着池塘，再隔着两丘水田，在大门的正前方，有一株高大挺拔的枫树。在鲜亮的阳光下，密密的枫叶红若火焰。举目四顾，田园葱笼，色调明快。既有南方农庄的美丽，又有一种不可轻易造次的浩然正气！
左宗棠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置下柳庄的，第二年全家搬来，这一年他32岁。在此之前，左宗棠总是时运不济，搬来柳庄后，他的人生道路就顺风顺水，甚至横空出世，拜相封侯！当地朋友说，是柳庄的风水好。这其实是一种表层的认识。孟子以他对人生的透彻理解，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西方基督经典《彼得全书》则认为，人生总是与苦难结伴，一个人如果没有苦难，就是失去对生命成长的体验。当我们在柳庄流连的时候，忽然发现，世间上的人生困厄，感情煎熬，几乎伴随了这位晚清中兴风云人物的一生！
左宗棠虽然出生于书香之家，家道并不殷实，仅有数量不多的田产。祖父和父亲都是乡村私塾先生，全靠他们教书的报酬养活一个十口之家。不幸的是，正当左宗棠寒窗苦读的时候，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父母相继去世。这不仅给左宗棠在感情上带来了痛苦，同时也失去了经济上的依托。无奈之下，他只好转学到公资书院，一所贫民子弟学校就读，这里学费全免，还供给伙食。贫困激励着他，他学习特别刻苦。道光十二年（1832）四月，他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乡试。
他的成绩被老师和同学看好。考试结束，他果然从五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举人第十八名。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北京参加会考。京城会考的重要性和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如今的高考。读书人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入仕为官，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果考上了状元，一生的荣华富贵自不待言。如此，更增添了其竞争搏杀的残酷。
北京的考场叫“棘院”，也叫“棘围”。因为考场的围墙上，插满了荆棘，以防有人逾墙作弊递夹带。那种威严肃穆的气氛，无形中给考生增加了心里压力。令人惋惜的是，志在必得的左宗棠，却在走进考场那一刹那间乱了方寸。整个考试的过程中，他都觉得自己没有进入最佳竞技状态，灵感已远离他而去，临场发挥很不理想，进士及第的喜报就这样与他失之交臂！离京返家时，他的内心深处不免会感到失落，但他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不像有的落榜生那样心灰意冷，而是豪气十足地说：“西山猿鹤我重来（《燕台杂感》）！”三年后，24岁的左宗棠又一次赴京参考。这一次考试的结果，可就有点儿让人哭笑不得了。他的考卷经过正副主考反复斟酌，确定为乙卷第十五名。这就是说，他虽然没有考上进士，总算是入围了。在最后确定录取名单的时候，主考官发现，湖南取录的名额已经超过一人。就像现在大学招生，各省招生的人数，都是有具体指标的。左宗棠排名第十五，又是乙卷，末位淘汰便在所难免了。这时，主考官发现左宗棠写得一笔好字，为了不埋没人才，将他录为“誊录”，去做衙门里为长官抄写文稿的小干事。心比天高的左宗棠窝了一肚子火气，拂袖而去，拜拜了！再过三年，27岁的他，又一次来北京，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
九个春秋的宝贵年华，三次不第的人生况味，我们完全可以想见落榜者当时的失望、失意、也许还有一时的失态。而对于左宗棠，可能比别人有更多说不出的苦衷！
那会儿的柳庄还是海市蜃楼，柳庄未来的女主人却已经出场。现在，我们该说说左宗棠夫人周诒端女士的故事了。
周诒端是湘潭县隐山紫山村人。周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祖父辈当过户部左侍郎。周家的女眷们也饱读诗书，周诒端的母亲王慈云，就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女诗人。周诒端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无论是教养和学养，都非一般村姑可比。
关于左宗棠与周诒端的结合，有许多种版本。左宗棠的后人撰写的传记上，是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在世时，亲自为儿子订下的婚事。左观澜是一位资深私塾教师，家中寒素，那时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两家又相隔一百几十里路，左父是怎样寻觅到这么一个儿媳妇的，现在已无法考证；倒是隐山一带的民间传说似乎更接近生活真实。
周家大小姐容貌端庄，既聪慧又贤淑，应该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由于她自身条件好，不肯随便嫁人，在高来低不就的选择中，不觉芳龄已过了二十岁。在当时，称得上大龄女青年了。再不嫁，就可能要当“剩女”了。周诒端的母亲王慈云很有些着急，因她是知名诗人，思想比较开放，又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于是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婿。
湘潭名媛到长沙来招女婿，是当时的一大新闻，但在长沙读书的左宗棠并不在意，他觉得自己一介贫民，没有成就功名，跑去凑热闹，自讨没趣罢了。不料他的一帮同学却极力撺掇。左宗棠拗不过大家的一番好意，在乡试结束后的第二天，对考试的结果也胸有成竹的时候，便请二哥左宗植和一位姓欧阳的同学，前往周府提亲。出现在周家的左宗棠，虽然个头不太高，却是目光炯炯，双眉浓黑，印堂饱满，鼻梁坚挺，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阳刚之气。准岳母王慈云当场出了几首对子，考察左宗棠的智力。王慈云出联：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左宗棠答联：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王慈云又出联：鸿是江边鸟；左宗棠又答联：蚕为天下虫……这类绕口令式的语言游戏，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刚刚从考场上下来的左宗棠对答如流，不仅王慈云老太太已经喜欢这个女婿了，躲在屏风后面的周诒端小姐，心里也蹦蹦跳，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然而，左宗棠无法把周诒端娶回家去。无论过去和现在，结婚都得有一点经济基础。左家原本有一些田产，由于家庭不断遭变故，首先是左宗棠25岁的大哥去世，遗有妻儿；接着，母亲和父亲相继撒手西去，欠下了许多债务，只得变卖田产。后来，左宗棠和二哥商议，决定将家中所剩的几亩田土，全部留给了大哥的遗孤，他和二哥各自出门闯荡。现在他要结婚，且不说新房不知设在哪里，就连聘礼也没有着落！
周家看重的却是左宗棠这个人，相信他能有出息。父母不在，老家又无房屋和田产，周家虽然有儿子，因求婿心切，就要左宗棠入赘周家！在那个时代，男子汉招郎入赘，是一件很令人尴尬的事情。而作为读书人，左宗棠也许还有更多的心理障碍。但他别无选择。更何况周诒端这样的姑娘可遇不可求。入赘就入赘吧，左宗棠就这样做了上门女婿！周家的堂名叫“桂在堂”，取“折桂蟾宫”之意，考中进士的一种隐喻。住在一个应该出“进士”的地方，又是王慈云老太太锣大鼓响，周家大小姐左挑右选，公开招选来的女婿。从道光十三年（1833）至道光十八年（1838），前后六年，连续三次去北京赶考，三次都是榜上无名！
却原来，周家的姑爷，只不过是一只绣花枕头！
人们对周诒端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初是诒端“不为家人礼遇”。接着，就有顺口溜在周家的远亲近邻中传播，比如：
桂在堂，
招个郎。
吃掉一仓谷，
睏烂一张床。
幸而周诒端没有埋怨丈夫，也不自怨自艾，始终保持着娴静贤淑的态度。为了照顾左宗棠的面子，她与母亲商量，借来娘家西边一个独进独出的院落，左宗棠夫妇另立门户。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能摆脱左宗棠心中的苦闷。他曾叹息说：余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他还在自己的照片上题诗曰：九年寄眷住湘潭，庑下栖迟赘客惭。左宗棠也许觉得，他虽然在物质上贫穷，精神却未落魄，眼下只不过是将家眷暂时借住在岳丈家而已。但话又说回来，连吃饭都成问题，名副其实的“啃老族”，“啃”的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岳丈岳母娘，又是住在岳家旁边的小屋子里，那种尴尬与难堪，除了左宗棠本人，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没有柳庄的时光，左宗棠就像水上的浮萍，随风浪而漂泊，心里从来都没有踏实过。然而，人生的机遇，常常在冥冥之中。因为考场失利，没有获得进入仕途的门票，左宗棠便不再作非分之想了。穷则独善其身，他于是安下心来过日子。远近都知道他书读得好，有醴陵渌江书院慕名而来，延聘他去主持教学。在这里，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左宗棠认识了两江总督、当时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陶澍，并结成忘年交。后来，左宗棠应陶澍的邀请，去安化陶府执教家塾，前后八年。这期间，左宗棠一边教书，一边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读遍了陶澍家的大量藏书，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学养；而周夫人也善于理家，左宗棠历年教书的报酬，积累了一笔九百两银子，于是用这笔钱，在老家湘阴县樟树镇柳家冲购置了70亩田产，并建造了砖木结构的住宅一幢，取名“柳庄”。从这时起，左宗棠便结束了寄居岳家的“入赘”生活，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无论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一种解放！
左宗棠精心经营着自己的庄园。湘江之滨，洞庭湖畔，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除着力搞好传统农业的水稻种植外，还植果树，栽桑竹，种茶叶。屋前屋后，池塘路边，栽植了许多柳树。春天柳绿花红，夏天稻菽疯长，好一处江南农家乐园！但他仍然兼任着安化陶澍家的塾师，农事活动则雇请长工料理。柳庄经由资江150里水路到安化陶澍家，他利用节假日往返兼顾。他彻底忘却了功名，继承着祖父和父亲“耕读传家”的生活理念，自称“湘上农人”，他在自家的院门上贴门联：“参差杨柳，丰阜农庄。”他怡然自乐。
这时，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继位。新皇帝想搞一点新气象，诏令全国各府、州、县，由官绅保举“孝廉方正之士”，经总督巡抚核实，以“实名制”推荐，可赐六品官阶。本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在当时条件下，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国策。咸丰皇帝的举措，无疑是一项大胆的改革。左宗棠的学问在湖南很有名气，为人也称得上是“孝廉方正之士”。与左宗棠一起参加会试、获得进士资格的本县学人郭嵩焘，邀集地方一些有声望的人士，联合推荐左宗棠。
由于在考场上屡屡受挫，左宗棠对功名已经心灰意冷，或许还因为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总之，他谢绝了大家的一番好意。
此时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湖南巡抚张亮基急需人才以备顾问，并协助处理军政事务。与左宗棠相识，25岁就考取进士的益阳人胡林翼，咸丰二年（1852）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信推荐左宗棠：“廉公刚方，秉性良实……其才品超冠等伦。”巡抚大人两次派人来柳庄敦请，也被左宗棠婉拒。胡林翼于是邀约郭嵩焘，亲自登门，再一次动员左氏，左宗棠才答应出山试试。这一年，他41岁。
古希腊力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撑起地球。”左宗棠有了一个供他施展才能的舞台，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很快就成了官场的一匹“黑马”。与当时的政坛风云人物相比，左宗棠没有过硬的学位。比如曾国藩，虽然复读了两次，也考了个“同进士”；李鸿章则是一举中试而成为进士的。再说，左宗棠也没有在官场任职的台阶，仅仅是刚出山的时候，作为幕僚辅助过湖南巡抚张亮基。但他的政治眼光和组织能力，已为上司和同僚所瞩目。他于是进入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由一介“布衣”升任兵部郎中（司局级）而至封疆大吏（省部级），整个过程，他只用了九年时间！咸丰十一年（1861），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成为统管全省行政、军事、司法的最高长官。不久，他又总督闽浙，首办船政，创建近代海军。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也大大张显。同治六年（1867），西北回民举行大规模起义，56岁的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从此，左宗棠开始了长达15年的靖边生涯。
从柳庄来到长沙的巡抚衙门（省政府）上班，可就不能像在安化当教书先生那样两头兼顾了，于是雇请了一位忠实可靠的何姓工人照管他的庄园。他心中盘算，等忙过这一阵子就回去，继续以古农法耕田柳庄，栽培他研究了多时的桑、茶、竹。
没料到的是，一旦公务在身，他就身不由己了。
左宗棠在柳庄住了14年。刚到长沙的时候，他是租房居住。为了使他集中精力处理公务，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串联左宗棠的好友、湖北巡抚胡林翼，劝说左宗棠将家属接来。又为了打消他回去当“湘上农人”的念想，两位巡抚慷慨解囊，凑了五百两银子，为他在长沙近郊买了一个房子。迁入新居后，左宗棠给友人写信说：“虽近城市，却似山村。种蔬十数畦，养鱼数百尾，差足自给。”一个“复制”的柳庄。然而，湘江之畔的柳庄时时在他心中萦绕，“复制”的柳庄很快就变成了“城中村”。有的时候，他的失落感是那样强烈。
后来他越调越远，先是在杭州，接着又到福州、西安、兰州、新疆哈密……在闽浙任职时，周夫人还可以去小住，到了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滩，天寒地冻，气候殊异，且军务政务繁忙，左宗棠将家属子女都留在家乡湖南，他是作为一名“裸官”去任职的。这时，他对柳庄的怀念，只有在“举头望明月”的时候了。
陕甘的形势极为严峻，由于满清统治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挑起民族矛盾，因此常常发生汉回仇杀事件。陕西回民为了抵抗满清与汉族官僚的压榨，提出“反满排汉”的口号，举行起义。帝俄份子又从中挑唆怂恿，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当时可谓烽火遍地。左宗棠入陕之后，调整了民族政策，严厉打击一些有外国背景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而对普通回民，则以安抚为主。一切为了稳定大局，促进社会和谐。他给属下的州府下达指示说：“无论汉、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俾各得其所，各遂其业。”并设赈局，招流亡，垦荒地，给回民百姓无偿发放耕牛、种子，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当情形渐渐好转时，他就想尽快告退回乡，回到如诗如画的柳庄。但是不行。民族分裂的残余势力仍在伺机再起。偏偏在这节骨眼上，他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
他来到陕甘才两年多一点，同治九年（1870）二月初二，诒端夫人在长沙病逝！
那时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左宗棠是过了整整40天，才接到夫人去世的消息的，真是情何以堪！回想起在那些既困惑又尴尬的日子里，是诒端夫人给他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细心照料。特别是道光十五年（1835）他第二次落榜回到隐山，身无分文，白丁一个。亲戚的白眼，旁人的闲话，使他如芒刺在背，以致对整个人生、所有的信念，都发生了动摇，真是不知道心往哪儿安放！为了打发时光，他躲在屋里读一些闲书，比如农学和地学。读农学，住在乡间，园圃果蔬，可以学以致用。而读地学书籍，是因为平时有些兴趣。地学书籍读得入迷了，他就对书中记述的山川地理，在纸上作描绘。地名、河流、山峰、物产、雄关险隘和历代兵事……都作了细细的研究。在旁人看来，读这些书真是百无一用，但妻子周诒端却默默地陪伴着他，并且帮着他把地形草图，绘制成正式的地图。历时一年，左宗棠的著作《舆地图说》脱稿，周夫人的横三尺，竖三尺，共九平方尺的地图，也绘制成功。——三十年后，左宗棠由一介书生，到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因为祖国的大好河山、山川地理皆了然于心！
当然，站在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上回眸逝去的年华，功名上的挫折，经济上的拮据，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以及心灵上的煎熬，与其说是时运不济，还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砥砺！蚌病成珠，磨难成佛，困境可以使人获得发现真理和正视人生的勇气。如果没有这些锤炼，左宗棠可能就是凡人一个！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日子里，诒端夫人一直坚定地跟他站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伟大的奉献么？！
尤其让他心痛不已的是，诒端夫人逝世的前七日，即正月二十五日，32岁的四女儿孝宾因病去世。丈夫远在天边，又痛失爱女，诒端夫人经受了怎样的人生悲痛啊。她原本有肝病，这时肝痛大作，几天后撒手人寰。左宗棠是三月十二日才接到家信的。恸哭起悲风，他说：珍禽双飞失其俪，绕树悲鸣凄以厉！
这时他想到要回去。他写信给好友杨石泉，说自己患有慢性腹泻，至今未愈，“春间复抱亡妻之戚，忍哀割痛，以就王事，形未瘁而神已伤！”打算在“西事粗定”之后，他就要回老家，为亡妻守灵，将一篇含泪写成的《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刻在她的墓碑上！
然而，复杂的边陲形势使他无法抽身，归期一再推延。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新疆叛军3000人攻打肃州（今酒泉），正在安定大营（今定西市）指挥作战的左宗棠，又接家书，他的相依为命的二哥左宗植在家乡病故。他给儿子孝威写信说：“二伯竟不起，哀痛何言！”父母去世后，他与二哥一起度过的人生最艰难的时光，二哥永诀，竟不能亲临致祭，他提笔想写一篇祭文，寄托自己的哀思，却因“吾此时昼夜治军无暇执笔，又频年衰病侵寻，怕闻伤心事，怕说伤心话，暂不能为……”（《致孝威》）他要儿子代写一篇，代他在二哥灵前祭奠。
“祸不单行”可能是一种宿命。同治十二年（1873），由于俄国人侵占伊犁，左宗棠正准备把大本营移至肃州。这时，人生的再一次打击不期而至。在诒端夫人重病时，郎中为了全力诊治，查遍了药典医方，唐朝陈藏器《本草拾遗》称：人肉可以治病。那位老郎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开出的药方上，需要儿子在身上割肉做药引子，传统的“割股疗亲”！长子孝威毫不犹豫，从手臂上割了一块肉给母亲治病。即使是这样，也未能挽救母亲的生命，却给身体原本就不甚强健的孝威留下了隐患。也可能是当时消毒不怎么严密，伤口虽然愈合，此后便得了一种疾病。母亲去世后，孝威又来兰州看望父亲，感受了风寒，回去后就一直病病恹恹的。是年七月，病情突然加重，药石未能凑效，27岁的孝威英年早逝。而在此前的农历二月，左宗棠的二女儿、终生未嫁的老姑娘孝琪在老家病逝，终年40岁。五个月之内，62岁的左宗棠，接连面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剧！
人生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了。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一起度过人生艰难岁月的夫人、寄托了无限希望的长子、两个羸弱的女儿，一母同胞的兄长，五位骨肉至亲，相继离开人世。左宗棠所经受的感情痛苦，为常人所不知！他本人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又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身体每况愈下。他在兰州给友人写信说：“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河湟就是黄河与湟水流域肥沃的三角地带，甘肃兰州以西、青海西宁周围地区。然而，河湟收复以后，新疆又有事。那时新疆没有建省，新疆的军政事务，由陕甘总督节制，也是左宗棠负责的范围。他在家信中说：“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腰脚则酸痛麻木，盘络不通，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出玉门矣!”
陶渊明曾有“田园将芜胡不归”感叹，左宗棠的柳庄却是一处风景如画的水乡啊，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不羡慕刘邦唱着“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那样踌躇满志；也不愿意象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那么张扬显摆；无官一身轻的陶渊明，“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这种回乡的情景当然是美妙无比，但这些都与左宗棠无缘。他回到故乡，是要在湘江边上洗涤身上的征尘硝烟，为长眠于地下的亲人献上一份奠仪，然后在宁静的故乡将息浑身病痛的身子！也许他已经心动了，就要下决心了，然而，他在给家人写信时，又想到了肩上的责任。他说：“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难安也！”恰恰这个时候，敌人已经入侵我国土，完整的版图已经被肢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一位威名赫赫的中国军事统帅，怎么能像一个毫无主见的老妇人一样，嘴欲言而嗫嚅，身欲行而趔趄呢？！
他放心不下的是“西陲之事”，“西陲”却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首先是阿古柏匪帮侵占南疆。阿古柏本来是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一支武装的头领，趁着新疆发生民变，阿古柏火中取栗，在南疆成立“洪福汗国”，这么一个小混混出身的一个外国人，竟在那里称朕称孤。英国人又心怀鬼胎，率先承认阿古柏政权，接着俄国、印度都表示承认。阿古柏在得到英、俄帝国的支持后，又从那里得到了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于1870年10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与河西走廊、也就是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此时，阿古柏仿佛成为了全新疆的主人。
过了五个月，同治十年（1871）二月，沙俄派兵占领了伊犁，公开宣称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一面又派人给清政府说，陕甘地区发生回民暴乱，波及新疆，他们出兵是为了安定边境秩序，等清朝政府解决了自家内部的矛盾，他们立即将伊犁奉还。沙俄演出的是尽人皆知的老虎借猪的伎俩。
而陕甘地区一些不甘失败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仍在寻找机会，蠢蠢欲动。
这期间，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中华帝国，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悍然侵占台湾，虽有台湾民众英勇抵抗，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却被吓坏了，连忙与日本签订条约，赔偿日本50万两银子，还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霸占了琉球。并由此还产生一种悖论，即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多在沿海骚扰，他主张加强“海防”，裁撤左宗棠的西征军。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收千里旷地，增加千万开支，得不偿失。”他主张放弃新疆的“塞防”，“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用。”
李鸿章的主张如果变为国策，那就是“撤岗裁员”，左宗棠就可以告老还乡了。
左宗棠坚决反对。
他说：“自撤樊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他又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火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晋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他特别指出沙俄包藏的祸心：“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尤不可不未雨绸缪者也！”
他正气凛然地说：“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弹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铮铮铁骨，锐不可当！
这是光绪元年（1875）二月间的事。在江南，正是莺飞草长时节，柳庄的水田经过冬天的休眠，现在苏醒过来了，散发出诱人的泥土芳香。竹林里的春笋拱地而出，眨眼之间就蹿高了。溪边的柳枝在抽条，枝头的阳雀在欢唱……“海防”“塞防”之争，竟也传到了柳庄老管家何三的耳朵里，他想这下可好了，离家已久的主人终于可以回来颐养天年了，于是每天都到村道上翘首张望。这时，左宗棠的主张，最终得到朝廷的支持，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国难当头，重任在身，左宗棠回柳庄的计划又一次被删除。
此时的左宗棠，绝不是一般意义上“达则兼济天下”的雅士。中国传统文人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历代将士守护疆土的壮怀激烈，二者合而为一，为灾难深重的中国，造就了一位气度儒雅、又有着强烈民族大义的威武不屈的老英雄。在接到朝廷任命的那一刻起，他就马不停蹄，调兵遣将，着力办了两件事。
一是积极备战。战争主要是拼实力。左宗棠未雨绸缪，在此之前，他已经建立了甘肃制造总局和兰州火药厂，专门生产枪炮弹药。现在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此外还通过上海的商人，从外国购买新式枪械。最棘手的却是军粮。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疆地广人稀，兵勇不能与百姓争食,军粮须得从内地运去。而入疆作战，路途遥远，从酒泉出玉门关，到哈密，再到巴里坤，共2200余里，用车运粮，路上要走40天，每车运粮600斤。一名车夫，两匹骡马。骡马每天要吃12斤草料，车夫每天要吃1.5斤粮。这就是说，用骡马车将粮食运到目的地，刚好够路上的耗费，还没有车夫返回的粮食。
左宗棠广泛征询各方面的意见，还请教了著名商家胡雪岩，大胆进行改革，决定沿途设立仓廒，储存粮食。官运与民运齐头并举。又将官运改骡马为骆驼。一匹骆驼的负载量相当于两匹骡马，消耗的食料，在关内每天三斤，在关外则食草不食料。一名驼夫可管五匹骆驼，这样也节约了人力。而民运则采用市场经济的模式，雇用车驮。每运一百斤，一百里，关内给银四钱，关外给银五钱。此外，在有条件的地方就地采买。新疆巴里坤和古城子一带，本是产粮区。左宗棠派员设立官仓，按照市价，敞开收购……这样多管齐下，钦差大臣左宗棠储存了四千万斤粮食，够十八个月的军粮了！
紧接着的第二件事，就是集结西北地区的兵力六万多人，向新疆进军。他命令各路部队，采取昼夜兼程，“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策略，坚决彻底地消灭敌人！部队入疆后，他组织指挥了三次比较大的战役，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英勇奋战，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阿古柏因兵临城下而服毒自杀，所谓的“洪福汗国”自行解体。然而，这时全疆的形势仍然十分诡谲，俄国人贼心不死，一边唆使柯古柏的残部越境侵犯，同时又拒绝归还伊犁。清廷原本希望通过谈判收回失地，沙俄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这真是把左宗棠逼得没有了退路！必须做两手准备，立足于谈，也要准备打，战争可能是解决问题最后的手段。为了在大军西进时便于就近指挥，左宗棠决定将他的大本营，由甘肃酒泉移师新疆哈密。光绪六年（1880）农历四月十八日，69岁的左宗棠率亲兵出嘉峪关，向新疆进发。
大漠边关，黄尘漫漫。据史料记载，自秦汉以来，边境的军事活动频繁，演绎过无数铁马金戈，两军对垒，生死肉搏之战。历代的边塞诗人和作家，对荒漠孤城，黄昏落日，秦时的月，汉时的关，以及路旁杂乱的枯草和散弃在枯草丛中的白骨，有过许多令人伤心惨目的描绘。左宗棠正是在这条通往古战场的道路上行进。他在途中给好友杨石泉写信说：“程途所历，均是砂碛，人烟阒寂。”戈壁滩昼夜温差大，白天沙砾上热浪滚滚，夜晚可能就彻骨的寒。有时明媚的天空瞬间突变，飞沙走石，喷雾掀风，引得空廓狂啸恶吼。妇孺皆熟悉的唐僧师徒，就曾多次遭遇这种困境！白发苍苍的左宗棠却以超常的意志，从酒泉到哈密，1100里路程，他与兵勇一起，风餐露宿，一往无前，书写着一个激越高扬的传奇。
队伍出发前，他选用上好的木材，打造了一口硕大的白木棺材，涂上黑漆。出发时，用一辆骡马车装着这口棺材，跟在他的座驾之后。作为军事统帅，抬着棺材上战场，有一种强烈的悲壮色彩，他的部属觉得这不吉利，他却义无反顾。侵略者今天可以肢解新疆，明天，他的如诗如画的柳庄，就可能被铁蹄蹂躏。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具漆得锃亮的棺材，此时就成了一篇正气凛然的军事宣言，一则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中国西征军最高军事统帅正告俄国入侵者：不收回被侵占的国土，毋宁死！也给那些主张放弃塞防，放弃新疆的昏庸的朝廷官员提个醒：放弃国土，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更向国人表明心迹：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湘人左宗棠，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在行军途中，左宗棠还有一个不凡之举，就是要求入疆的兵勇，一边行军，一边在戈壁沙滩的大路两旁，栽植杨柳。一如柳庄房前屋后的杨柳。在左宗棠的心目中，新疆和大西北，是放大了的柳庄，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不仅仅是要收复，还要建设。唐代诗人王之焕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左宗棠和他的湖湘弟子，以自己的坚韧和执著，对历史做了一次刷新：“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有了如此坚定的统帅率领如此士气高昂的大军作后盾，清政府破天荒通过谈判收回了被沙俄占领11年的伊犁，创造了羸弱的晚清王朝从强横的沙俄“虎口夺食”的奇迹。
左宗棠终于决定要回柳庄了。光绪七年（1881）正月二十六日，中俄《伊犁条约》签字，中国政府收回伊犁。左宗棠随即结束了新疆的使命，返回北京。他年纪老了，且疾病缠身，请求告老还乡。十月的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不仅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反而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光绪说：“以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或可省事故。”朝廷显然是借钟馗打鬼！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心怀叵测，不时把魔爪伸了过来。左宗棠毫无畏惧，旗帜鲜明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威名远播。应该说，这项任命有一种政治智慧在其中。70岁的左宗棠只得从命。趁着去江宁（南京）上任，他请准回故里扫墓。
离别柳庄24年，左宗棠归心似箭。在景物渐渐熟悉，路上行人的口音越来越相近的时候，他却掉入了一个游子归乡的感情泥淖：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当他回到魂牵梦绕的柳庄，柳庄庭院依然，却不见妻子倚门，稚子雀跃，爱女呼叫。啊啊，他们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酷似父亲的家兄，也长眠在老家后山的树林里！柳庄的一草一木，都使他见景生情，见物伤心。然而，他每天还要打起精神，应对州府县衙以及地方官绅的繁复拜会与应酬。他在柳庄住了六天，便结束故乡之行，启程去江宁。这一次离去，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柳庄了。光绪十年（1884），他目疾加剧，可能是患了白内障，左眼几近失明，请求告退，并向朝廷推荐了接替的人选。这时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远东舰队，攻打福建、台湾、浙江，控制台湾海峡……朝廷再一次借钟馗打鬼，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主持对法作战事宜。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行径，震撼着垂暮之年的左宗棠，也激活了他的生命潜能。他临危受命，安排防务，调兵援台，冒雨巡视连江长门炮台，又去厦门金牌炮台督促，组织指挥反击，顿时人心大定。然而，天不假年，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二十七日，为抗御外侮、效命疆场贡献了毕生精力的左宗棠，在福州的驿所去世。他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享年74岁。霎时天人同哭，举国震惊！
……
柳庄大门正前方的那一株枫树，据说是左宗棠亲手所栽，如今已有四人合围粗了。在秋日的阳光下，满树红枫像燃烧的火焰，仿佛是为柳庄的老主人、我们的老英雄，点起一支千秋不灭的长明灯。在列强觊觎中国的年代，柳庄出了个左宗棠，实在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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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5 10: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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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5 11:23:45
顶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