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专家为《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作序

阿牧

来源：新华网
　　序为“中国梦”注入正能量文/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传记组专家）
　　湖南籍作家徐志频先生的新作《左宗棠》杀青了，作者和责任编辑都希望我能为这部新著写一篇序言。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周红女士曾将书稿寄给我，征求意见，此后，作者又直接与我沟通，盛情可感！
　　志频先生是位作家，也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文化学者。他多年在媒体工作，博览群书，勤于写作，以不足四十岁的年龄，竟出版了十一部作品，真可谓孜孜不倦，笔耕不辍，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另外，志频先生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深信一个国家要有国格，一个民族要有精神支柱，一个公民要有社会责任感。他自述创作这部《左宗棠》的初衷之一，就是想把“社会正义”激活起来。那么，左宗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与激活“社会正义”又有什么关联呢？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湖南湘阴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没有奴颜媚骨，敢于坚决抵御外辱的杰出爱国者。鲁迅先生把我国历史上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称之为“中国的脊梁”（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把左宗棠列入“中国脊梁”式的人物之一，应不为过。
　　左宗棠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急骤走下坡路并濒临崩溃的好时代。同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敲开中国大门，并一步步把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给左宗棠的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除时代影响外，家庭与社会的熏陶对左宗棠个人的成长、思想观念的形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经济状况不佳的“耕读之家”，过着“非脩脯无从得食”的清苦日子。他早年就读长沙南书院，生活相当窘迫，竟至“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左孝同：《先考事略》）。艰辛的生活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了解社会弊端，民间疾苦，遂使“经世致用”思潮在他胸中激起无法平静的波漪。
　　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革命社会的过程中，左宗棠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当时著名经世派官员的赏识、指导和帮助。陶澍、贺氏兄弟（贺长龄、
　　贺熙龄）、林则徐等都对他赞赏有加，待以“国士”，目为“奇才”，寄以厚望。他们的爱国思想、务实精神对左宗棠的启迪和成长是不言而喻的，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另一位著名的经世学者魏源，也深受左氏推崇，其著作被誉为“伟为不可及”（《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96页，以下简称《全集》。林，魏的忧患意识与时代精神为左宗棠增添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其爱国及“师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一生主要做了三件大事，即：镇压太平军、捻军及陕甘回军；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创办了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坚决抵抗外侮，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出兵收复新疆，并在东南抗法。纵观其一生，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呢？
　　历史人物是复杂、多样的，也是充满个性的，并且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中。因此，研究、评价、描述历史人物，就不能简单化、静止化、模式化。回顾几十年来对左宗棠的评价，因时代不同，观点各异，往往是起伏不定，高低有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政治气候的影响，思想方法的片面，左宗棠被视为“刽子手”和法国在华的“代理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之风吹拂学术界，对左宗棠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终能实事求是，更趋公正。如果把左宗棠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去审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对于近代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其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近代中国统一、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决捍卫者。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为“山野之民”的左宗棠就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以保国卫民为己任，并提出具体御敌的措施。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也曾表达要与敌“决死战”的信念。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边防艰巨为己任，力排众议，率师西征，一举收复占我国领土六分之一的新疆，为子孙后代保住了一片大好河山。又以壮士之豪情，拼死一战的信念，“舆榇出关”，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了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在1884年（清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中，面对气势汹汹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决计议战，最终病逝于福州前线，临终还口授”遗说：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全集》奏稿八，第604页）
　　纵观左宗棠一生，其最大特点就是在民族危机严重、国家饱受欺凌的时代，仍能“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正如有人在一首挽诗中所赞扬的：“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全集》附册，第783页）
　　其二，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一。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化的潮流席卷着世界，其标志是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而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从军事层面开始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左宗棠不仅充分肯定魏源等人“师长”的主张，而且决心把这一主张付诸实践，他于清同治五年（1866）勾画出近代化造船厂的蓝图，随即创办了我过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厂—马尾船政局。总督陕甘后，又在兰州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兰州机器制呢局，成为我国近代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其三。他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承继者、发展者和践行者。左宗棠不仅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推进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精神。
　　中华民族不仅以勤劳朴素、刻苦耐劳著称于世，也以酷爱自由、坚决反对外来压迫而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自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斗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身精神。历史上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中，左宗棠是其中之一。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左宗棠始终高扬爱国旗帜，坚决抗击外（辱）侮，反对妥协、投降，他振臂高呼：“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文. 家书”第459页）在中国历史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信念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捍卫正义事业而前赴后继，呼啸前进！与先贤相比，左宗棠毫不逊色，当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传来，他当即表示“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全集》书信二，第246页）在伊犁交涉处于紧要关头时，年近古稀的左宗棠毅然站在抗俄的斗争第一线，出屯哈密，表示“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不但积极备战，而且表示如遇“寇警”，“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八，第263页）。
　　左宗棠还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易传》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左宗棠则从救国救民的目的出发，表达了对自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二，第570页）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本思想是一大特点。儒家坚持“民为贵”的理念，左宗棠承继这一思想，并加以发挥，他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左宗棠提出并实施了“兴利除弊”，为民造福的诸多举措，不但兴屯田，修水利，植桑养蚕，造林制茶，而且设厂开矿，创办近代企业，誓要“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全集》秦稿八，第539页）。
　　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左宗棠不是“完人”，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人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这是毋庸讳言的，但不应苛求于前人。
　　去年是左宗棠诞生200周年，在这位历史伟人的故乡—湖南湘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和学术活动。今年，湖南籍作家、学者徐志频又经过自己辛勤的耕耘，出版《左宗棠》一书。我细读了一遍书稿，感到这是一部用力颇勤、基本尊重史实、且具有一定时代感的历史传记文学作品。作者在讲史中穿插传闻、故事，偶尔联系现实，拉近历史人物、历史环境与今人的距离。且语言流畅，娓娓道来，饶有趣味，也能起到“鉴古知今，以史育人”的作用。
　　当然，作家并非以历史为专业，对左宗棠这位历史人物也许还缺乏深入研究，因此在历史事实和时代分寸感的把握上会有一些欠缺和瑕疵，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瑕不掩瑜，志频先生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新作必将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激励，用一句当下的时髦语说：这部书为今天我们实现“中国梦”注入了正能量。

阿牧

左宗棠——划过帝国长空的最后一道闪电

　　统治中国长达265年的大清帝国给我们留下了诸多谜团，左宗棠就是一个。

　　新书《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徐志频著），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了左宗棠的内心和外部世界，在轻松的叙事中为我们勾勒了一位晚清“战神”的个性人生。

　　左宗棠出身于湖南湘阴一个秀才之家，父亲的理想就是希望他能够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不知为什么，儿子就是喜欢在古书摊破旧的席子上淘杂书。比如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还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

　　左宗棠被这些旁门左道的杂书迷住了，他定下了终生关注的两个方面：“舆地学”和“农学”。“舆地学”即地理学，一个古代的读书人，放下“四书、五经”读杂书，在当时完全是离经叛道的。

　　但晚清动荡的世道没有让左宗棠实现自己的农学和地理学梦想，广西的太平天国势力横扫南部中国，而清兵节节败退，湖南乡下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没处放了。左宗棠对清兵不能安民护寨极度失望，为了保卫家乡他加入了由湖南各地“团练”组成的湘军。由于左宗棠善于分析大势，又擅长使用地图，使他在湘军中获得了“诸葛亮”的美誉。湘军以前是“屡战屡败”，1854年的长沙一战，湘军首领曾国藩被太平军打得居然跳水自杀。左宗棠到来以后，很快扭转了战局，湘军反败为胜，打得太平军四处逃散。连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都觉得纳闷：“屡败屡战”的曾国藩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常胜将军”？

　　左宗棠成了湘军的“战神”，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左宗棠倒不是像诸葛亮那样能掐会算，一个兵没有居然敢在强敌面前上演“空城计”。左宗棠不敢冒这个险，他每次作战前都在地图前反复推演，那时候作战很少有人注重地图的重要性，而且也看不懂。而左宗棠二十几岁就开始绘制地图，连妻子耳濡目染都学会了绘制地图。

　　对农事的研究使左宗棠对部队的粮草和物资补给得心应手，部队开到哪里能得到什么粮食，省内作战怎么补给，出省作战怎么补给。左宗棠是按照能够筹划到的粮草来决定如何作战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以说左宗棠是把现代后勤作战思想运用到了当时的战争上，明显比对手高了一个层次，左宗棠不打胜仗才怪了！

　　随着战事的推进，左宗棠的名字越来越响，甚至大有赶超曾国藩之势，特别是左宗棠亲自训练的一支由农家子弟组成的名为“楚军”的团练，区区5000人居然连克强敌，屡战屡胜，很快就成了湘军中最能打仗的部队。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很多重臣慨叹：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种话对曾国藩来说相当不舒服，虽然曾国藩在军事指挥上确实没有什么天分，但毕竟是京城的二品官员，是皇帝派他来湖南办军事的，怎么一个体制外的乡勇反倒成了主角？曾国藩用人最看重“朴诚”，他希望湘军将领朴素木纳，诚实听话，“以德为先”，但左宗棠个性率真张扬，直来直去。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季子自明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季子就是左宗棠，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很有看法。至于启用左宗棠做湘军的实际总指挥，曾国藩实际是被逼无奈。

　　请神容易送神难，随着左宗棠威望的提升，这个读了满脑子杂书的体制外乡勇居然混进了帝国的“省部级”团队，先荣任浙江巡抚，全权督办军务。随着“楚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左宗棠又升任闽浙总督。居然成了比曾国藩还有权势的帝国封疆大吏。

　　当了这么大的官，按理应该懂得做官的潜规则了，但左宗棠就是禀性难改，在太平天国被平定后，左宗棠便倡议精简军队，不打仗了要那么多军队干什么？这种倡议皇帝老子也许高兴，但同朝做官的湘军同僚肯定不是那么舒服。因为拥兵可以自重，砍了兵权那就失了势力。

　　后来在清廷内部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左宗棠又一次得罪了同僚。这个同僚比曾国藩还有能量，那就是慈禧最信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李大人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六个封疆大吏（浙江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福建巡抚、江西巡抚、台湾钦差大臣）认为“海防”“塞防” “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主张坚决派兵进军新疆，收复被英、俄占据的土地。

　　为表示自己绝不是唱高调，左宗棠命人抬着一口棺材进军新疆，意思是赶不走英俄势力我绝不活着回来。虽然左宗棠率领八万西征军势如破竹，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赢得朝廷和百姓的喝彩，但一大堆同朝为官的大员们却不是那么舒服。因为就显你左宗棠成，我们都是草包！

　　1884年6月，中法战争爆发，面对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皇帝身边的重臣们都主张息事宁人，左宗棠再一次发火了，坚决要与法军决一死战。皇帝只好命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左宗棠按照当年“楚军”的作战模式组织了一支8000人的“恪靖定边军”，就在“恪靖定边军”大败法军，其统帅尼格里身负重伤时，却传来了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签订《中法议和条约》的消息。

　　打了胜仗却签了一个屈辱条约，左宗棠当即就气得背过气去。以后连续几个月“食少事烦”、“经常咳血”，1885年（光绪十一年）9月15日清晨，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办公室里停止了呼吸。

　　左宗棠的死成了帝国天空划过的最后一道闪电，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包括他在朝廷的大批政敌，还有正准备卷土重来的法国人。

　　左宗棠有点生不逢辰，倘若活到当代，他的“鹰派”性格一定遍地粉丝。不过细想起来也该存疑，因为就凭左宗棠的个性，恐怕一个政治运动也熬不过去。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来没几年，不是就被治罪了吗？左宗棠的个性比彭大将军可能还要张扬，结局如何应该是不难料想的。

　　人说红颜薄命，那么英雄呢？英雄未必薄命，但都活得很逼仄。这种情形在不经意间世代上演，故国人民当“有所思”啊！

来源：中国经济网   陈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