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潜: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第一人

阿科

　人们知道，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有名师杨昌济、徐特立。其实，在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求学生涯中，还有一位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对毛泽东“帮助很大”，并最先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的老师，他就是湘阴人柳潜。　　柳潜(1878-1930)，字钧湄，号涤庵，湖南省湘阴县三塘镇岳云村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早年酷爱读书，学识渊博，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以教书为业，被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国文教师。直到1924年，《校志》中仍有柳潜的名字。后来柳潜因生活困顿，曾先后在福建和长沙等地做过几年幕僚，后又返回学校从事教师职业，但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1930年在长沙去世，终年52岁。
　　柳潜与毛泽东的师生之缘源于1912年春，时年19岁的毛泽东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入刚成立的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普通科一班，柳潜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师兼班主任。十分爱才的柳潜，对毛泽东非常器重，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向毛泽东传授国文、写作等方面的知识，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他得到了系统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在柳潜的精心培养下，毛泽东在写作方面的特长得到了迅速发展，他在学校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地位。
　　1912年6月间学校准备举行一次作文比赛，柳潜把这次作文比赛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对他进行了充分的赛前辅导，指导和督促毛泽东全力进行论说文写作的强化训练。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毛泽东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应该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是分不开的。在这次作文比赛中，毛泽东撰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力克群英，一举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述的是公元前359年，战国时期秦国的大政治家商鞅取信于民、推行改革的故事。这个故事，历来知道的人很多。毛泽东别开生面，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借古讽今，大发忧国忧民的感怀，直抒“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抨击当时执政者袁世凯之流。
　　柳潜读着、读着，渐渐被毛泽东的文章深深吸引住了。毛泽东的作文内容翔实，气魄宏大，推论严密，文笔流畅，确实非同凡响。柳潜不禁拍案叫绝，高兴不已。
　　柳潜怎么不高兴呢?!这里面既凝聚着毛泽东自身的勤奋和才气，也浸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啊!
　　自从毛泽东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刮目相看和特别对待。他除在课堂上对毛泽东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之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言文字的训练，阅读与写作水平有了一个较快的提高。对于这次学校举行的作文比赛，柳潜把它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进行了充分的赛前准备。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柳潜便指导和督促毛泽东全力进行论说文写作的强化训练。在参赛前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完成一篇文章，然后交给柳潜批阅，及时提出修改意见。这样高强度、大难度的训练方法，使毛泽东的写作水平、特别是论说文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长进。难怪有些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认为，在省一中读书期间，是毛泽东从事论说文写作的开始，他后来能写出一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成为一代杰出的理论家，不能够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毫无关系。
　　这是青年毛泽东早期求学生涯中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现保存于中央档案馆。柳潜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极为赏识，在文题上方写下“传观”两字，并破例给该文记了100分，柳潜除了通篇多处打圈外，还写了六条眉批和篇末总评，共计141字，他称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说作者“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文章论述部分的空白处，也留有多条红笔批注，如：“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积理宏富”等等。
　　柳潜对毛泽东的批语，既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章的精彩之处，又由文及人，点评了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和发展潜力，更重要的是柳潜对毛泽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的诚挚鼓励和殷切希望，后来在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中一一得到了应验，这充分证明了柳潜是一位杰出的、成功的教育家，他敏锐地发现了学生毛泽东的个性和特长，并加以正确鼓励和引导，从而在青年毛泽东身上产生了巨大的导向作用，柳潜不愧是发现毛泽东“伟大之器”的第一人。
　　毛泽东对他的这位给予自己莫大鼓励和栽培的老师，一直都非常感激。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回忆在该校读书时的情况时说：“我的第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很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里面有乾隆皇帝的上谕和御批。”1949年10月，毛泽东邀请他的好同学周世钊，到北京中南海家中作客时，又问到柳潜，再一次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和鼓励很大”，“是位教育家”，并请周世钊回湖南后，帮助打听他这位阔别30多年的先生，并代他进行慰问。还说，如果柳先生不在人世，请周世钊打听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如有生活困难，代他进行帮助。这也是中华民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德，在毛泽东身上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与柳潜的这段师生交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12年7月，毛泽东就从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校退学，进行他认为的“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但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柳潜对毛泽东的悉心培养和诚挚鼓励，为毛泽东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大动力，让毛泽东受益终身。如果说，柳潜称赞毛泽东“目光如炬”，“自是伟大之器”，是非常中肯的话，那么，发现毛泽东的“目光如炬”、“自是伟大之器”的柳潜，自身也是一个“目光如炬”的伯乐。
　　柳潜年仅52岁就因病去世了。在他的故乡湘阴县三塘镇岳云村发现了柳潜的墓碑。柳潜的一生，怀才不遇，境遇坎坷，但柳潜以其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胸怀发现和培养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器”，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柳先生六条眉批和篇末总评字字洋溢着赞赏鼓励之情，跳动殷切期望的爱生之心，不仅可以窥见毛泽东所说的，柳先生“对我帮助很大”的一斑，而且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迪。
　　一、极力引导鼓励学生“实切社会立论”；二、积极引导学生总结作文进步和成绩；三、满腔热情鼓励学生扬起理想风帆。
　　有人根据毛泽东后来在事业和理论、学术、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所取得辉煌成就，从而认为柳潜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预言家。这无疑是有一定的道理。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称赞柳先生“是位教育家”。他在取得事业成功之后，乃至身为国家主席之时，越来越体会到老师“对我帮助很大”的教诲之恩，因而念念不忘，深深铭刻心中。这方面，正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希望自己成才的青年，以及研究毛泽东成功原因的历史学家、人才学家、社会学家，都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程文亮　牛威威)
　　

　　湘阴县三塘镇檀栗屋场前发现柳潜(钧湄)先生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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