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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阴窑是一个还没有被大家广泛重视的窑口，其实有不少南朝的精美器物就是这个窑口生产的。只是我们的考古工作者未进行合理的梳理。难得的是有这么一位小帅哥做了这么一件有心的事情。你造吗？这个小帅哥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高一，你高一的时候是不是还在为写周记发愁？人家已经开始写这种学术性的东西了。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个熟悉的陌生人。 竹林 ****************************************** 一．湘阴窑烧制的历史状况
湘阴窑属岳州青瓷窑系，位于今湖南岳阳市湘阴县。而岳州青瓷窑系是陆羽在《茶经》中提到唐代六大青瓷窑系中的名窑之一。它始烧于东汉，西晋到隋唐之际为繁荣时期，中唐逐渐衰落，宋代开始流变为“粉地彩釉”绘花陶。早期以湘阴青竹寺窑为代表，大致年代由汉到晋，以青釉、酱釉为主，少量青釉褐彩与早期原始青白瓷，胎往往呈浅灰色，烧成温度为1208度——1224度，这一时段的青釉部分呈翠青色，但釉面多干涩，玻璃质感不强，较薄。晚期以湘阴铁角嘴窑为代表，又称“岳州窑”，大致年代相当于盛唐之际，胎色灰白，施白色化妆粉，大多玉壁底，多施青黄釉。
中期以湘阴窑为代表，位于湘阴城关镇，大致年代由晋到唐。器形较多，主要器型有碗、碟、高足盘、洗、杯、盂、壶、瓶、罐、坛、托盘、盒、灯、砚、炉、纺轮、虎子、器座，陶瓷雕塑等；釉色有青、黄、酱、诸色，部分积釉处因窑变而呈蓝色或紫色，中心因温度较高多为白色粉状，其中青釉莹洁，往往呈玻璃质状，透明或半透明，开片，施半釉，垂釉如泪；胎可分瓷胎、瓦胎、缸胎；工艺有模印，刻划，贴花，雕塑等，以模印为主；纹饰有草叶纹、莲纹、菊纹、几何纹、兽面、文字、人物等。其中陶瓷雕塑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可分素胎瓷塑与青釉雕塑两种，造形生动形象，神态各异，极为精美。在湘阴窑长达七八百年的烧制过程中，南朝这一历史时段是湘阴窑在岳州青瓷窑系成就最高，做工最精的时段，数量多，销路宽，造型广，釉色美，胎质好，做工精，其中还出现了一小批印款上贡器皿。
至于湘阴窑在中国古陶瓷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作用及文化意义，由于缺乏文献记载，要揭示其真实历史面貌，研究其历史地位是比较困难的，笔者认为，对带铭文的器物及标本进行研究是最佳途径。在此，笔者将通过对湘阴窑南朝时期部分有铭文的器物标本详细分析和研究解读，也许能起到管中窥豹，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南朝湘阴窑铭文贡瓷标本解读
①“上府”铭文青瓷杯残件
图一残高150px残宽200px，图二残高150px残宽175px， 两者均胎质灰白粗松，釉色青黄，杯心有长方形印记，长方形边框内自上而下模印阴文“上府”二字，图一于2008年湘水下游采砂船在湘阴窑址附近作业时采得，目前已被湘阴县博物馆收藏。图三于南京工地出土，目前已被南京艺术学院标本馆收藏。对于“上府”款的含义，个人认为以下三种可能性均存在：A指上层政权机构，或代指朝廷。《南齐书·庾杲之传》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学见遇。B可谓之皇府。“上”可指君王。《吕氏春秋·查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史记·陈涉世家》上使外将兵。《中华大字典·子集一部》上以厚下安宅。注上，君也。“府”可指汉至南北朝帝王治事之所。三国·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C上供皇府宝库。“上”可指进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臣乃敢上璧。《战国策·齐策》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府”可指皇府宝库。《淮南子·时则》开府库,出币帛。《史记·项羽本纪》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汉书·匈奴传》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
②“供奉”铭文青瓷杯残件
图三为小杯的下半部，残高150px残宽150px，杯心有长方形印记，长方形边框自上而下模印阳文“供奉”两字，釉色青黄，由南京工地出土，现藏于南京艺术学院标本馆。供奉含义较多，但处在相应历史背景且铭文模印于器皿内的情况下，主要应该是特指贡献给帝王或皇室的行为。宋·曾慥《高斋漫录》今人秘色磁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南史后妃传下陈宣柳皇后》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贵妃，而己御其次焉。其次综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译为祭祀神佛所摆设的供品亦有一定的道理。
③“太官”及“大官”铭文青瓷杯残件
图四残高125px残宽175px，杯心有六边形几何图案，六边形边框内自上而下模印阳文“太官”两字，釉色偏青，于1997年对湘阴窑考古发掘时出土，类似标本南京也曾多次出土，且湖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模印阳文“大官”青瓷杯。“太官”，“大官”皆为官名。《通典·职官七》秦有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北魏时太官掌百官之馔，属光禄卿，北齐、隋，唐因之。而所谓“大官”同太官之意。《颜师古注》大官主膳食，汤官主饼饵。《后汉书·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减大官、尊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汉官仪》大官，主膳羞也。
④对于此类标本相关历史背景的解读
湘阴窑博物馆陶锦书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湘阴窑“上府”款青瓷杯残件是属于供奉长安皇室的器物，个人认为这一看法是不妥当的。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由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南北两地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局面。湘阴窑地处今湖南湘阴县，在南北朝宋元徽二年才设湘阴，当时无疑属于南朝管辖范围。在南北对峙，交通阻塞和瓷器属易碎品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湘阴窑的流通圈应主要在南朝境内，因此湘阴窑这类产品供奉长安皇室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并且“太官”、“供奉”、“上府”相继在南朝旧都南京出土，而长安并无此类出土报告更是对这一观点最有力的反驳。结合上述标本的含义与南朝定都南京的历史背景，可以很明确的判断出，当时湘阴窑所供奉的归属地应在南京而不是长安。
三．湘阴窑成为贡瓷的历史原因
在当时窑口林立，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湘阴窑能脱颖而出供奉南京皇室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要需求和必然结果。笔者认为，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原因。
①南朝皇室的奢华生活导致餐具、酒具、茶具的大量需求
继两晋社会奢侈之风的影响，南朝延续其社会风气，下至士族地主，上至南朝皇室生活极为奢华。《南史》等诸多正历文献均有记载，“南朝皇帝多奢侈腐靡,萧宝卷尤甚。”“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及高帝辅政，奏罢御府，省二尚方诸饰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间华伪杂物，凡十七条。其中宫及诸王服用，虽依旧例，亦请详制。”“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为了满足南朝皇室这种奢华生活，餐具、酒具需求量必然增大，且对工艺与审美方面要求更是极高，百工作无用之器，不计工本，精益求精。同时随着三国两晋茶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加大，南朝上层社会崇茶之风更为盛行，隋唐左右世人多认为瓷青则益茶，这也带动了陶瓷茶具特别是湘阴窑青釉的发展。因此，南朝皇室的奢华生活与对于餐具，酒具，茶具的大量需求是湘阴窑能供奉南京皇室的前提条件。
②佛教对南朝皇室的影响
南朝佛教发展极盛一时，统治阶级及一般百姓大都崇信佛教。在宋诸帝中，文帝最重视佛教，常和慧严、慧观等论究佛理。孝武帝也崇信佛教，尝造药王、新安两寺，还信任僧人慧琳，使他参与政事，世人称为“黑衣宰相”。肖齐帝室也崇信佛教。到梁武帝时达到全盛，建有爱敬、光宅、开善、同泰等诸大寺。还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奉赎回宫。此后陈代诸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仍效法梁武帝的成规敬佛佞佛。这证明当时佛教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而当时湘阴窑工匠却能抓住统治者心态与社会风尚，完美地将佛教文化与陶瓷结合。在南京工地、窑址和部分墓葬出土的湘阴窑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器物体现了佛教对南朝文化的影响，比如贴佛像，贴飞天，贴象头，塑、刻、印莲纹，印宝相花，印火焰花等。笔者曾在藏友家中上手过一件南京出土典型湘阴窑烧制的莲台残件，一流翠釉，上面仅剩佛像的痕迹。2008年7月，笔者亦在湘水下游湘阴窑址附近江滩拾得一件堆塑莲瓣台，上仅存佛足一只。此类造像风格与同时期石窟造像类似。
③环境和区位因素
众所周知环境和区位因素对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影响极大。从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同时期发展较繁荣的淄博窑与相州窑由于南北对峙，战乱纷繁与交通阻塞等多种因素所影响，相对而言难以进入都城南京。浙江越窑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恶化，一直在走下坡路，从东晋时开始，虽依然有一些赏心悦目的产品，但终究渐趋停滞，至南朝时明显低落，同样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中曾指出，（越窑）南北朝时瓷窑和器类都有所减少，从瓷窑数量来看，东晋南朝时的越窑瓷业似处于停滞低落阶段。四川地区在南朝早期工商业一度兴盛，青瓷窑口较多，但由于从南朝宋后期开始，社会矛盾增多，553年西魏大军入成都，益州并入于西魏版图，也处于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所以相对而言，湖南地区地处南朝中部，人们生活较为安宁，社会矛盾并非突出。学界普遍认为,当时南方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并吸引北人大量南迁，其中包括了许多手工业者，而只有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和繁荣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才有生产贡瓷的可能。此外，类似的环境和区位因素也对湖南近邻江西洪州窑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④湘阴窑的自身原因
湘阴窑能在南朝时期脱颖而出，自身条件极其重要。首先，与其前身青竹寺窑的兴盛是分不开的，青竹寺窑为湘阴窑的基本格凋与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考古发掘报告，1983年南京雨花台长冈村古墓出土的吴末青瓷釉下彩绘盘口壶，用褐彩满绘图案，有佛像、羽人、怪兽、仙草等，胎色灰中微白，釉色青中微黄。上海博物馆周丽丽女士与浙江博物馆李刚先生分别在在研究会议发言与《古瓷谈荟》中都指出此产品非越地烧造。 南京博物院张浦生先生曾将瓷片的胎釉成分进行测试，发现胎中含氧化铝高达22.7%左右，不同于越窑瓷器胎的氧化铝含量。而通过测试发现，青竹寺窑胎中22%左右氧化铝的含量与之相接近，又湖南标本中鉫，溴比值虽与南京出土物有一些差异但也最为接近，因而南京出土吴末青瓷釉下彩绘罐不排除出自湖南湘阴青竹寺窑的可能。根据南京市博物馆王志高先生提出“南京釉下彩应是最早官窑”的观点与论据来看，笔者对于是否是官窑先不妄加评论，但这也能间接说明湘阴窑供奉南京皇室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所以，对于南京出土的大量以往均被定性为越窑或洪州窑的南朝青瓷，笔者认为，有重新解读的必要，不可排除湘阴窑位列其中的可能。其次是湘阴窑自身条件良好，山林茂密，燃料充足，胎土资源丰富，水源方便，运输便利（走水路从湘江入洞庭湖再进入长江直达南京）。总体情况与部分精品的质量都是非常优秀的，数量多，销路宽，造型广，釉色美，胎质好，做工精。特别在烧制工艺方面，首创了匣钵装烧法，是烧制工艺上的一大进步，1997年，考古工作者发掘湘阴城关镇马王墈窑址时发现有粘附着东晋器物的匣钵，它避免了器物由于明火叠烧所造成的种种缺陷，使瓷器烧制得更加完美，是制瓷工艺上的突出成就。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湘阴窑能够利用自身优势，以至于在当时声名显赫，影响极大，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湘阴是个万窑窝，未有湘阴先有窑”的传说。
四．湘阴窑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从发现有供奉南京皇室铭文标本的遗存研究情况来看，笔者认为：第一，湘阴窑供奉南京皇室性质应属于土贡。土贡是古代一种特殊的赋税制度，指古臣民或藩属向君主进献的土产，如农产品，矿产品，蓄牧产品，手工产品等，语出《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书·匈奴传下》物土贡，制外内。颜师古注：“物土贡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贡之也。”宋·赵昇《朝野类要·土贡》土贡，诸州岁贡土产之物也，即夏禹任土作贡之义。类似性质的窑口，特别是高古瓷较多，《恒斋笔衡》、《匋雅》、《新修上虞县志》、《宋会要辑稿》、《元和郡县图志》等古籍文献都有记载，窑址考古发掘亦有标本遗存，越窑、邢窑、耀州窑、定窑、龙泉窑、建窑等均存在此类情况。第二，湘阴窑烧制供瓷应属“官督民烧”模式。对于湘阴窑生产管理方面问题，目前研究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其一是湘阴窑由民间自行烧制，其二是湘阴窑由官府监烧。持第一种观点者较多，依据是在对湘阴窑窑址发掘中，发现匣钵上刻有窑工们不同姓氏，如张、王、齐、李骆等，他们认为，这些不同姓氏一定与参加该窑烧制的不同窑户有关，他们应是各自独立经营的窑户或联合体。而持第二种观点者认为，湘阴窑在当时能供奉南京皇室，必然存在由官府监烧参与管理的情况。笔者相对而言较赞同第二种观点，至于窑址出土刻有窑工们不同姓氏的匣钵，及从史料记载存在官府监烧情况的窑口窑址考古发掘报告来看，官窑、越窑、耀州窑等窑址均出土过带窑工姓氏或记号的工具的情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战争、劳役等行为一般都需自备武器工具，且亦不能排除匣钵刻有窑工们不同姓氏存在责任制的可能。周世荣先生在《岳州窑》中也提出：“不排除官方有独自经营的窑场。”第三，湘阴窑对长沙窑影响深远。纵观整个湖南古陶瓷发展史，湘阴窑应是湖南最早烧制瓷器的窑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受其直接影响的长沙窑地域相近，风格一脉相承，湘阴窑东晋时的釉下褐彩点彩，最终亦形成了长沙窑的五彩缤纷。美丽的釉下彩和长沙窑的繁荣发展不能不归功于湘阴窑的贡献，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地域文化强大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以上是笔者对于有关湘阴窑的几个问题的看法，或者说是笔者近几年来研究湘阴窑的心得，姑且提出，供陶瓷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参考。当然，因缺乏史实及文献记载，仍存在诸多疑问，有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仅凭1975年和1997年两次考古发掘“冰山一角”的资料还远远不够，尚有待将来的全面发掘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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