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至2013年，我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级课题《宋元时期湘江中游地区的陶瓷产业》业务人员完成了湘江中游地区宋元时期古窑址进行了田野调查工作，为深入研究湘江流域制瓷历史，2014年3月10日至3月25日，我所派出业务人员赴湘江湘阴县的青竹寺窑址、马王墈窑址、铁脚嘴窑址、白梅窑址、朱家口子窑址、乌龙嘴窑址，以及洋沙湖一带的洋沙湖窑址、吴家渡窑址、斗笠铺窑址、葫芦山窑址、竹园里窑址，共15处窑址。
青竹寺窑址 青竹寺窑址安静乡青湖村西南湘江哑河边的青竹庙附近，遗存散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胎灰白，釉以青釉为主，偶见酱釉，胎釉结合不好，釉层有剥落。地表可见器形以四系罐、圜底釜、平底钵最多，此外还有盆、壶等。纹饰有篦划的连弧纹、水波纹、弦纹及拍印的方格纹等。由于窑址紧邻湾河因河水冲刷有一定破坏，我们在河滩发现两处近椭圆形的的红色烧结土块分布面，疑似马蹄形窑基。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在该窑址进行试掘，发掘到东汉“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的刻文瓷片和点彩瓷罐。
据已有资料，青竹寺窑址东侧的洋沙湖一带还分布有洋沙湖窑址、吴家渡窑址、斗笠铺窑址、葫芦山窑址、竹园里窑址共五处窑址，其中洋沙湖窑址从东汉一直延续至唐代，斗笠铺窑址为晋至唐代窑址，吴家渡窑址、葫芦山窑址和竹园里窑址窑址均为东汉瓷窑，这说明东汉时洋沙湖一带是一个较为集中的青瓷生产区，是目前发现的湘江流域时代最早最为集中的一个青瓷生产区，可能是湘江流域制瓷技术之源头，具有重要科研价值。此次前往洋沙湖胡调查时，发现洋沙湖一带现今在进行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开发项目，项目现已处于施工阶段，工程已经对这些窑址造成严重破坏，窑址被填埋或被推平，本次调查仅在斗笠铺窑址采集到晋代~唐五代的瓷器标本，但窑堆也已被推去大半，急需进行抢救性发掘。
湘阴窑 1973年湘阴县药材公司在修建仓库时发现古窑址，省博物馆周世荣、傅举有前往调查试掘。在湘阴县城关镇水门等地发现了西晋至唐的大规模窑场，即湘阴窑，相较铁角嘴窑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古窑址主要散布在堤垸一带，北起水门（古城墙一带），中经西外河街，许家坟山，马王墈，上烟园（立新坪），湘阴轮渡（包括县药材公司），直至洞庭庙旧址，南北长672米；西边滨河，东至十字街（建设街）约150米，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其中水门古城墙一带发现了两晋的遗存。1975年湘阴县药材公司在城关镇十字街建房子，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25平方米，此次发掘较重要的发现时挖到了东晋的青色釉下褐色点彩碗和釉下褐彩双钮罐。此次发掘还挖到了南北朝和隋唐的遗物，普遍使用匣钵 1997年湘阴县政府城关镇马王墈宿舍改建，文物部门对马王墈一带的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重要收获有：发掘了南朝河隋朝时期残存龙窑各一座；在隋代龙窑底下出土了一批东晋时使用的匣钵，可证湘阴窑是目前我国最早使用匣钵窑区之一，此外还有印有“太官”二字的南朝瓷碗残片和用牛祭窑的遗迹。此次发掘证明湘阴窑是岳州窑最为兴盛时期（东晋至唐）的中心窑场。2003年湘阴县委、县政府在马王墈遗址上兴建了岳州窑遗址博物馆。 湘阴窑现大部分已被县城建筑物覆盖，仅能在湘江河滩上采集部分标本。从本次调查在河滩上采集的标本来看，以晋-唐时期遗物最多，大量匣钵、齿状间隔具及平底钵、饼足碗、高足盘，以及类似铁脚嘴窑的玉璧底厚胎碗和与长沙铜官窑相近的大圈足盆。当地制瓷业在唐代之后延续至今，在晋唐遗物之间可见两宋时代风格的碗类残片及窑具，在不远的乌龙嘴三峰窑至今仍在烧制炉钵、缸罐等日用生活器皿。
铁角嘴窑址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何国维刚、吴铭生等在湘阴的铁角嘴窑头山一带发现了唐代窑址，并认定为文献记载中的岳州窑，并在《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9期发表了《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1956年，位于铁角嘴的岳州窑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为测量岳州窑的保护范围，省博物馆周世荣先后两次对铁角嘴窑进行复查，采集若干标本，发现窑址规模不大，推测不是岳州窑的主要窑址。1973年，铁角嘴的窑头山窑址要开梨园被推平，周世荣对遗址进行了抢救试掘，发掘到了汉末三国的遗物，这次挖掘把湘阴地区制瓷年代推早了至少400年 铁脚嘴窑址现已被造船厂破坏，仅在白骨塔附近还能发现极少量窑业遗物，可见玉璧底厚胎碗残片。这种形制的碗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与湘阴窑遗址中也有发现，显示出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百梅窑址 百梅窑址位于樟树镇百梅村西南马草坡、窑堆岭一带，面积约1万平方米。采集标本有绿釉、豆青釉、酱釉青瓷碗、盏、盘、钵、壶、罐、盘、盅、杯、瓶等，装饰技法有印花、刻花及粉底彩绘等，纹饰有菊花纹、莲花纹、双鱼纹等，其中卧足印花碟较有特色。窑具有支座、支钉等。整体风格与衡山窑相近而略有区别，其粉底彩绘一般用褐彩而不见衡山窑常用的绿彩。据过往资料，百梅窑下层出土有东汉青瓷，本次调查未能发现。
乌龙嘴窑址 乌龙嘴窑址位于城关镇乌龙嘴西北三峰窑一带山岗上，面积约1万平方米。采集有酱黄色和酱黑色釉、青釉印花碗、盏等，窑具有匣钵、乳钉垫圈 (见《考古通报》1957年3期) 。乌龙嘴窑延续时间长，宋元与明清及现代窑业遗存共见，宋代遗存已较少见，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时乌龙嘴窑址的印花装饰技法与匣钵、乳钉垫圈装烧方法的组合与桂林永福窑址相同，是否表明该窑与永福窑一样也是较早使用“花头”印模的一批窑场之一？据已有资料，乌龙嘴窑的宋瓷采用圆窑烧造，这是与湘江流域传统龙窑青瓷烧造技术显然有别。可惜该窑址保存状况不佳，未能采集更多的实物标本加以比对。
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可大致勾勒出历史时期湘江流域制瓷业的发展历程： 早期青瓷生产区域在湘江下游，主要窑址有公元2、3世纪的青竹寺窑址、石门矶窑址等，百梅窑和铁角嘴窑都出土过东汉青瓷，相对而言，早期青瓷窑址分布相对分散，生产规模较小，只有洋沙湖一带分布较多的早期青瓷窑场，可能是湘江流域成熟青瓷生产技术的源头，这一时期青瓷器的造型与纹饰受同时代的青铜器和印纹硬陶器的影响较大，从石门矶窑址发掘情况看，当时可能普遍采用马蹄形窑进行烧制，窑具尤其是间隔具发现较少，一次装烧量较小；晋唐时期青瓷生产向湘阴窑集中，窑场规模逐渐庞大，东晋南朝时使用龙窑、齿状间隔具与匣钵这一套较成熟的装烧组合，形成较稳定的技术系统，特别是匣钵的使用使得瓷器的质量和产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使湘阴窑的青瓷烧制水平位居时代前列，南朝时可能生产过宫廷用瓷，到唐代早期则以岳州瓷之名备受称誉；中晚唐时期长沙窑异军突起，长沙窑虽然用彩较多，但传统青瓷技术仍被传承与发扬，常见的褐绿彩普遍施于青釉之下，青瓷产品也仍占很大比重，其彩瓷产品更多是南北制瓷技术相融合的结晶，并主要面向海外市场，唐末五代海外市场销售渠道的阻隔是长沙窑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五代北宋青瓷生产中心转移至湘江中游的衡州地区，衡州窑系列窑场规模大生产集中，以云集窑为代表的巨型窑场很可能参与了外销瓷的生产，此时的青瓷产品在外观上与同时代的越窑青瓷无显著区别；两宋之际湘江流域历史悠久而雄厚的传统龙窑青瓷业开始受到冲击，没能继续发展产生类似浙江龙泉窑那样具有强劲生命力的青瓷窑场；南宋时期湘江流域窑场生产技术普遍转型，圆窑（馒头形窑）大量出现，匣钵普遍被弃用，产品釉色逐渐丰富、装饰方法多样化，其中也有以粉底彩绘产品引人注目的衡山窑、归阳唐家窑、百梅窑、营田窑等，但品质普遍粗疏，市场影响力似乎较小，以满足激增的本地人口的需求为主；南宋晚到元代江西现青白瓷生产技术传入湘江流域，开拓着青白瓷在本地的市场，这些青白瓷窑场为明清时期本地青花瓷生产打下了基础，原来以生产青白瓷为主的羊舞岭窑和醴陵窑成为青花瓷生产的佼佼者，清末明初的醴陵窑更因釉下五彩瓷的成功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见证了古老瓷国国民在工业时代的一段艰辛奋斗史。 由于近年来生产建设活动频繁，湘江流域古窑址的保存状况普遍不佳，有的已遭遇或正面临毁灭性破坏，这些窑址中有大量已公布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急需相关部门切实加强保护措施，编写工作规划，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有针对性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否则关于湘江流域制瓷史的一些关键性的课题将难以解答，我们对湘江流域制瓷史的认识也将可能止步于概貌的水平上，这份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也得不到充分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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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22 20: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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