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20日 “又闻黄乡长照庄全家老少被敌杀害,黄鹤兄之封翁,及余十年前在京都老友黄树仁,均无一幸免。尤以胡保长率领壮丁十余人随军抵抗,被俘时大呼“要杀就杀,誓不投降!”从容就义,其壮烈殉国之精神,洵不愧为中华之忠魂。” “二千余无抵抗力人民,横遭暴敌逞其兽性” 9月18日这天,出差回城路上的县长本人,亦是“凄凉与紧张”。“傍晚达到湘沅交界之处南竹脑,风浪翻天,不能过湖,乃寄居芦苇深处湖民伏志生家,与湖面敌舰停泊之处一水之隔,相距仅数里之遥。敌舰艇灯火齐明,浮筒上引以电线装置电灯,放置舰艇之前面,防我水雷。其信号汽笛之声不绝于耳。尤以探照灯四射,南竹脑居民数十,引为奇观。汽艇游弋湖面,终夜未停,惧我袭击。比传谕湖民不许燃灯,免发现目标。天亦大雨不止。” 这还不算惊险,9月20日,“(敌)汽艇目标向余所乘之帆船紧急追来,余即命转舵,就堤登陆。滩水过浅,敌不得逞。敌舰乃发炮,炮弹落近船边,水花四溅,乘穿者衣履为湿。” 作为一县之长,他并没有力量去营救沦陷下的青山岛,只是在9月23日日记中,当他与广武军傅军长仲芳通话时,献策:“驻南大膳之陈团能即率快船十只出击,以小钢炮之射程则可腰击已陷青山之敌。” 后面的日记没有记录这个建议采纳的情况,但从日军在青山岛长达半个多月后才撤退的情况看,谢宝树的这一想法并未实现。 “青山属武穆乡,共编三保,位居营田对河,湘江之西,大湖之东,五岛孤悬”。侵略之下,捕鱼为业的岛上百姓被迫遭受“极人寰之惨”,有没有稍微好一点的可能?谢宝树说,“事变时防军未许全部人民疏散,以安军心。至敌迫近,船只已无,以致二千余无抵抗力之人民,横遭暴敌逞其兽性,残酷之蹂躏,任情之奸杀。” 谢宝树理解并允许老百姓逃难。但是,这恰恰也为他后来的工作带来了麻烦。 1941年10月2日 “本日敌机在县城投弹,炸毙承碾军米工人肖顺卿等三人。余闻讯后深感人民助战之忠勇。诚可歌可泣也!归途遇其子进城搬运乃父尸体,余为证明,通过哨线。” “御寇固在军事,而根本究在政吏修明” 不过,赶办军米,以备接济作战部队,发动民众运输粮秣及弹药、伤兵,才是衡量战时行政长官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 谢宝树不敢懈怠,也不能懈怠。比如开篇9月15日,之所以亲自去锡安乡督催粮政,因为“该乡派额达十万担之巨,非亲往宣导,难奏肤功。尤恐事变资敌以源,更非亲往处置不可。”历史的复杂就在,当时既有运粮船“目睹敌汽艇将近,自将船底凿沉,人船俱灭”的人,亦有“资敌以源”的人。 而组织这些力量的政府,又是怎样呢? 在战局中——敌机低飞轰炸县城,日有数次,即时起火,即时扑灭,县政府只好数次迁移,流离颠沛。 9月21日,“县府辎重、文卷、行李于先三日迁移白鹤洞山脉”9月22日,“县境东北已成混战状态,及决定县府大部人员暂移附城十里道南乡之熊甲岭待命。” 谢宝树本人一度在南泉寺办公。他每次从县城巡视守备哨位再回南泉寺的办公点,需要步行八里路。往返之间,“常与警士、民夫共寝共食”。有一次从南泉寺返回县城,“敌机盘旋低飞扫射,弹如雨下。” 在努力保住政府行政机构不致瘫痪的前提下,他要完成的重要任务还有:组织民夫构筑工事、设置路障、侦察敌情等等。 22日,“同时发动民众空室清野,彻底破坏道路,以阻截敌人之交通线,使其步步荆棘。”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湘阴还组织了一次动员民夫万计的河湖阻塞工程。这项工作的困难程度,不等谢宝树开口,下面地方人士就纷纷表示,“旷野湖沼居民稀少,往集各处民夫,食宿问题均须自备,环请救济不已。”当时湘阴县人口67万,壮丁数不到6万。 黄仁宇曾说,“中国要动员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和强敌作八年生死之战,可算是洪荒之所未有。这时政府的权力只能扩大,不能收缩。而这时又没有适当的组织,后面缺乏支持它的社会架构。” 在多次督促发动战时任务协助作战的过程中,谢宝树也发出了类似感慨:“盖御寇固在军事,而根本究在政治与吏治之修明,基层组织之健全。观乎第一次会战与每二次会战运用民众力量之比较,其得失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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