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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是一种罪恶,不堪回首的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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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3 05:39:14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青松 于 2018-6-15 17:05 编辑

贫苦的历炼

少年,苦涩的记忆
(一)
捡镜片 卖蚊帐
那一年夏天,我读的小学放暑假了。我回家参加双抢,稻田大部分已经收割,农田已经进水,经犁耙平整后就可以插秧了。日头已经高挂在天空,牛困人饥,骄阳似火。蝉在重复单调的长吟,队里壮劳力都在扯秧运秧和驶牛,在水田里弯腰弓背插秧的是妇女和小孩。我也在灼热的田水里插秧,泥一脚水一脚地挪动着瘦小的身躯,左手把秧分秧,右手插秧,像小鸡啄米似的一兜一兜地插着。因长时间的俯身而腰酸背疼,只好把左手肘压在左膝盖上,还要时不时伸起腰来歇一下憩,眼睛望着远方,希望有一丝凉风吹过来消消暑气。偶尔见到田里有翻起来的野荸荠,就随手把它放到浊水里洗一洗,放进嘴里嚼一下吞进去也不觉得脏。有一个劳力走了过来,他四十多岁,穿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卡其布上衣,担着满满的一担稻秧,在窄小的田埂上吭哧吭哧地走着,扁担在他的肩上一闪一闪的,就像钓游鱼子一样。突然,他觉得前面白光一闪,一道反光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放下重担停了下来,俯身小心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破镜片在阳光下反光,很小的一块,边缘鱼牙锐齿的,也不整齐,但还可以清晰地照见人脸,他捡了起来,照了一下,用袖子擦一擦放进衣袋,说:“这是我堂客(老婆)的啊,怎么掉到这里了?”他叫李伏湘,是住在我家前面线上的一个人;他堂客叫刘俊球,家里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回家后,这块破镜片就物归原主,继续以残损的身躯为它的女主人服务。
双抢终于结束,终于可以洗脚上岸了。我们这一群十来岁的小孩又有了一个新任务:放牛。队里有五六条耕牛,放牛吃草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这些小鬼的身上。每天可以骑牛背出去,在湖边草地上把牛一放,自己就可以和同伙们玩耍做游戏,既轻松还可以挣点工分,我们都非常喜欢放牛。但是队里牛少人多,平时就要父母凌晨两三点钟就叫醒我们去占牛,如果哪天大人也睡熟了忘记叫醒我,第二天天大亮了知道牛已经被人牵走了,失去了一天的乐趣,就暴跳如雷,掀掉被子,脚打床坂咚咚响,把床坂要打几个洞才罢休。连起晚了也不行,迟了就只剩下母牛了,大家都喜欢放公牛,放母牛是要被其他男孩嘲笑的。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看牛公,赚饭吃;看牛婆,赚XX。”队里吊牛的地方是大湖边的一个荒滩,那里靠近水边,夜晚的湖风凉爽,还可以少些蚊子。但是这里以前是一个乱坟滩,湖里淹死的人还有老死的人都葬在这里。在夜里两三点钟去牵牛的时候,这时残月如勾,南风吹着湖浪涌向岸边,一阵接一阵唰唰作响,在月光下闪耀着隐约的白光。有一晚我和李正祥两个一起去牵牛,突然看到远处荒坟处有几点森森的“鬼火”,在淡月下随风向湖边滚动。我们俩个也没带手电,不能退缩啊,两个人就紧紧地拉着手,揣着一颗蹦蹦跳的心,麻着胆子走到牛的跟前。耕牛卧在湖边,前腿蜷曲,后身着地,嘴里一动一动倒嚼着白天吃下的野草,在夜风下悠闲自在。看到我们去解开链子时就站了起来,乖乖地跟我们到了家门口的树下。我们把牛系好后,就叫醒大人把我们看到的情况向大人说了,大人也说不出所以然。这个疑问一直放在心里,后来上了高中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鬼火,是以前的坟堆有时被大水冲垮,尸骨暴露在外面,骨中的磷在夜月下随风滚动,才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天,我们正在湖边的堤坝上放牛。这时暑气已退,天气凉爽了起来,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南风悠悠吹来,黄土湖清波荡漾,白鸟翔集。岸边碧波粼粼,湖水里游鱼在游来游去,自由自在;小黑鱼活力十足,感到了岸边的人影,倏地一下逃得无影无踪。堤上种的蓖麻高大茂密,我们有时在叶子下捉迷藏,玩累了就躺在叶子下乘凉。只见远远地走来两个人,一大一小,走近才看到是一对母女,是我旁边屋里的福婶和她的小女儿小军,她们要到白马寺街上去买东西,小女儿走不动了,福婶就把她托付给我照看,说不要让她到湖边玩水,我答应了。中年时分福婶从街上回来了,我把小军交还给她后,她为了感谢,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给我吃。正是中午要吃午饭的时候了,还没把馒头放到嘴边,就感到那种鲜麦粉清香扑鼻,令人垂涎欲滴。我把馒头放到嘴里一咬,感觉又香又甜,令人回味悠长,感觉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那种香气至今还芬芳着我的记忆……
我吃完馒头,用手擦擦嘴边的渣渣和口水,问福婶说:“你看到了李俊球没有?她过去一阵子了,身上背着一张麻布帐子,说要背到街上去卖!”
“碰到了,她到了街上,把蚊帐放在街边,不知道有没有人要。”福婶说。
夕阳下山了,霞光把湖水染得一片通红,南风也息了,我骑在牛背上在夕阳下正要回家时,才看到远远的一个瘦小的身影飘了过来,我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李俊球回来了。她步履有些轻飘,走路不稳的样子,面有菜色,看样子中午也没有吃饭,身上的麻布蚊帐还是原封不动的背在背上,只是背有些弓了。
我要她把帐子放在牛背上,问她为什么又背回来了。她叹了一口气,说:“唉!没人要,我站了一天,问都没人问。”
“你卖帐子干什么?你这个生布帐子密不透风,现在都帐的是蚊子卡了,难怪没人要。”
“我耶耶(父亲)病了,得了肺病,已经吐了好几次血了,我还欠他几十块钱,还是我嫁过来几年后借的,都十几年了,一直没有还他。我想把这帐子卖了,好歹卖几块钱还给他买药吃!但是卖不出去,怎么得了啊!”
她说完后竟哭了出来,哭声很低很压抑,呜呜的声音传得很远,一直传到湖的对岸去了。
“那你卖了这个帐子夏天蚊子咬怎么办啊?”我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这么问她。“救人要紧,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擦了擦红肿的眼睛。
我知道她家的情况的,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两个儿女生下来还是兔唇。老公也老实巴交,家里一直很穷,从来没有钱买过油吃,吃的都是红锅子菜,尽管她没日没夜地做事,养鸡种菜,干各种农活,但是因为底子太差,家里搞不起水,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
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

第二天,我照例起得很早,去占了一头牛和伙伴们骑到湖边湿地里吃草。这时,只听到一个妇人跑了出来,她大呼大叫,披头散发,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原来是她——李俊球,她昨晚回家后跟她老公李伏湘大吵了一架,骂他没一寸用,是个窝囊废,一点本事没有,家里没有一分钱,长年吃红锅菜,这辈子没法过了!李伏湘气不过打了她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她不顾家里儿女哭闹跑了出来,跑了湖水深的地方就下了水,鞋也不脱,头也不回,一直往湖水深处走,水渐渐地淹没了她的腰部、上身和脖子,最后连头发也看不见了。我们看到后,吓得大叫“救命!”,这时从堤边抽水机埠跑出来一个大汉,是王三爹,他是乡里渔场看机埠的,一身好水性,他跳下去快速游到深水中,一个猛子扎下去,抓住那个女人的衣服往上提,女人挣扎起来,上衣也掉了。他又抓住她的头发,女人还是反抗,在他身上咬了一口,他气极了,用力一拳把她打昏了过去,这才把她从深水里拖到了岸边。众人跑过来齐心合力把她拉了上来,把气若游丝的她放在一块门板上,有人手忙脚乱地给她肚子按摩吐水,半天后她才渐渐醒了过来。据说她躺的那块门板好久还是一个人形的湿印,干了以后一到阴雨天那个湿印还是印在门板上。
对于一个有求死之心的人来说,时光只是流逝,境况没有改变,日子还是难熬,好多年后,我因为上大学离开了家乡,有一天突然传来一个恶耗,说李俊球还是抛下她的儿女死了,这次是夜里喝了农药,人们发现时,只见她口吐白沫躺在湖边,两只脚已经伸到了水里,人的大半身蜷曲着倒在岸上,人们发现她的屋里板凳上放着一个剧毒的农药瓶子。

(二)
敲莲蓬 偷红薯
上初中了,那时还没有考大学的机会,实行的是推荐制,能够被推荐的都是一些乡村里面有头有脸的干部的子女,至少是干部下乡时住过他家里对他家青眼有加的子女。我们队里绝大多数都是底层农民,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祖祖辈辈过的是面朝黄土背晒青天的日子,下一辈也就这样了。大家都住的是土墙茅草屋,只有村东头有一户是住红墙红瓦屋的,男主人是乡信用社主任,他有三子三女,个个都混出去工作了,大儿子去当兵转业回来当了乡干部,后来做到了县建设局局长;二儿子被推荐去读了中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就在城里安家了;三儿子有些调皮,当年没考上大学,后来直接顶上父亲的职,到信用社上班后又被单位推荐去长沙进修了一年,在单位成了业务骨干,几年后调到县城里去了。
有年夏天,老主任下乡公干,停下自行车,坐在我家后门口歇凉。只见他皮肤白净,体态丰腴,梳了个背分头,穿着白色的的确良衬衫,保养得很好的样子。他喝了几口我妈递上来的凉茶,摇着蒲扇驱赶暑热,用毛巾擦干脖子上细密的汗珠,对我父亲说:“你有这么多子女,将来也要搞个把出去!”我父憨憨的笑着:“怎么出去啊?都是搬泥巴的命。”他也只是笑了笑,说说罢了,后来再也没有了下文。我后来想:“叫化子扎火只往胯里扒”,他自己的子女安排好就行了,哪里会顾及到一个邻居老农民的儿子?
我在去学校的路上,要路过一个莲湖,里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湘莲。春夏之交,红花绿叶,接天映日,无边无际,荷风送来阵阵清香,让人赏心悦目。莲湖是乡里渔场的,每天有不少下放到渔场的青年男女撑着一只叫“鸭划子”的小船进入湖中,摘下满满的一船莲蓬。有黑子的,也有半青不黑的那种,吃起来特别鲜甜。我们放学回来的路上只见他们用一根竹叉子叉着莲蓬在船榜上咚咚咚咚的敲着,把莲子敲出来。那些知青为了提高效率就叫我们帮忙,代价是那些个青的壮牯子吃几个是没有问题的,敲完后他们可以早点回渔场吃饭,或者邀相好的男女钻进莲湖去谈情说爱。
还有一处地方,是乡农科站前的一块红薯地。夏天的时候,红薯差不多长大了,把黄土地胀开了一条条裂缝,我们就用竹条或树枝撬进去,挖出一个个或红或白的红薯,洗也不洗,也不去皮,用袖子擦一擦就吃,红薯上的细沙子在嘴里咯吱咯吱地响,也吃得津津有味。
坏事做多了,农科站的大人知道红薯被人偷挖了,也猜到了偷挖的人是谁,于是一大早就埋伏在旁边的树林里,想来个守株待兔。当我们经过照例要挖两个解解馋,正低头俯身挖红薯的时候,他们就一下子猛地冲了出来,要抓个现形!当我们发现时如鸟兽散,离我们只有十几米的距离了。幸亏那时人瘦体轻,动作也快,一口气狂奔了好几里,才把后面的追兵摔开了。那一天,我们都没有去上学,一直跑到前面的镇上混到天黑才回家,回来路上心里还惴惴的,生怕他们在路上截住我们,或者第二天把我们的行为告诉学校而受处分。


(三)
借瓷盆 反瞒产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县属高中,反正不考大学,也没有向上的动力,我的成绩不上不下,有时还要逃几节课,期末那些副课考试时也不去参加,只是请同学代写一张试卷交上去应付,老师也不追究。学校还大搞建校,挖土做砖、挑砖上窑、烧红砖、拆砖窑,什么事都做。还有挖土时,拿不动锄头,挖了同学的脚的事。下雨天挑砖上窑时因楼梯湿滑摔伤的事情,那时也没有什么上吿索赔的要求,只是搞点红药水敷一下了事。还有围湖造田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挖土筑堤坝,下湖平整泥堆,插秧,除荷叶,什么都干。人一下湖脚杆子被荷杆刺得又红又肿,或者蚂蝗叮住小腿吸血,吸得蚂蟥肚子鼓鼓的也不知道疼。据说因为蚂蟥吸血时会释放一种麻醉剂,在人不知不觉时肚子就吸得大饱。插秧时到了中午学校会用手扶拖拉机拉来一车白饭,没有筷子就从柳树上折下两根枝条,去掉青皮,就可以当作筷子坐在地上吃饭了,肚子饿了,白饭也吃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学校通知,要全体学生第二天到附近村里去捉稻飞虱。每人要带一只搪瓷盆,捉虫时就用这个盆盆去敲禾兜底部让虫子掉下来,中午又可以用这只碗吃饭。可是我们家没有这样的瓷盆,我妈从东头跑到西头,两头去借,结果没有借到。想到信用社主任家里也许有,但跑去一问,结果也没有。整个队里竟然没有一只洋铁瓷碗,可见当时过的是一种怎样的赤贫生活!当年毛爷爷慷慨大方,支援世界革命,为了力挺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这帮小兄弟时,真是砸锅卖铁,勒紧裤带。苦的都是草莽之间的老百姓啊!
我的同座陈国安是一名男生,附近的白马镇人,这个同学个子高挑,衣着整洁,总是穿着一套崭新的运动衣裤,裤腿上的两条白杠令人羡慕!他的父亲是邻乡的党委书记,他因为吃得好,皮肤白皙,面色红润,脸上总是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笑意。课间操他从来不参加,总跑到校办工厂后面小河边玩耍。写的字歪歪扭扭,十分潦草,让人看不出是什么天书。他爱跳皮捣蛋,一到上课前,就用力蹬着他那双崭新的回力鞋,因为那时的教室并没有打上水泥,他的双脚像两把大蒲扇一样,把教室里搞得烟尘飞扬,乌烟瘴气。有人告到了老师那里,但一听到是书记的公子,老师也拿他无可奈何。毕业后,他被安置到了县广播电视台当上了记者,整天挎着个照相机东游西逛,令人羡煞!
那一年秋天,稻谷该收割了,季节已经到了白露。一大早,茫茫的白雾笼罩了萧瑟的荒村,队里的男女老少都出动了,个个手里都拿着一把镰刀,慢腾腾的走到田里开始收割晚稻。
眼前的稻杆,稀稀拉拉的,每兜没有几根,有的干脆像火烧掉了一样。露出大块大块的田土,绿色的野草已经长好高了。我弯下腰,把东一根西一根的稻杆割下。和我一起收割的夏老伯把我的镰刀拿过来说:“你这样一天能割几兜下来?你的镰刀快,我的生锈了,拿来给我试一试。”他接过我的镰刀左手一薅,右手一划,一下子就可以割七八兜。他拿起手中的稻杆掂了掂叹口气说:“这样的稻谷就像癞子头上的毛,都给虫子吃掉了,能收几粒谷啊?”那时我还傻傻的想:管它几粒谷啊,只要把它割完就完事了。
  秋收已经搞完了,稻谷都打好晒干颗粒归仓,堆在生产队队屋里或或禾场上,上面都盖上了厚厚的的一层稻草,像几个小小的坟堆。队屋里只有一个保管员,每天晚上都守在谷堆旁,睡前提着一个专门装满石灰的木盒子,盖上几个灰印。除了几只麻雀能够偷吃到几粒露在外面的稻谷外,连鸡鸭都休想再去偷吃一粒。
  到了送粮的日子。队里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壮劳力用箩筐担着满满的一担要上交的稻谷,小学生也就担一担水桶来送粮。记得有一次,我担着一大木桶的稻谷,跟在送粮队伍后面。因为人小脚下没力,没抬高脚步,被脚下的石子绊了一下,桶子一偏滚到水沟里去了,把稻谷撒在沟里,脚趾也磕出了血,坐在那里哭。大人过来后,看到我的脚趾上的血也没有过问,只是把那些撒在地上的稻谷捧起来放回桶里,让我重新担起来,跑到大队部,把要上交的稻谷送到村里的大屋里,再由村里的东方红拖拉机。一车车的送往乡里粮站上缴国家。
   快到年底了,上缴公粮后队屋里还有一小部分稻谷,留作口粮。社员们家里好多已经揭不开锅了,便纷纷问队长:“都没饭吃了,为什么还不分谷?”,队长说:“公社里有通知,要进行产量调查,暂时不能分谷。大家没有话说,只好怏怏的回家了。
   年前的一个晚上,天气已经很冷了,夜色笼罩了一切,四周都黑漆漆的,只有一盏马灯挂在屋场中间的架子上。散发出昏黄的光,把逼人的黑暗衬得更加浓厚了。蟋蟀已经停止了弹琴,蛐蛐也不道跑到哪个墙缝里去了,气氛很压抑。大家都集中静坐在队屋的屋坪禾场上。没有人说一句话,连一声咳嗽都没有,公社书记和几个干部坐在中间,旁边坐着的是乡武装部长。原来晚上开的是反瞒产现场会。公社书记讲了一通全国的大好形势后,就讲了今年队里的收成情况:“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地到处踊跃上缴公粮,可是我们大队有的干部右倾思想严重,保守自封,不是如实上报产量,积极上交公粮。人家队上报上来的有七八百斤,可是你们队里报上来只有500斤,这哪里是实事求是,积极上交爱国粮?分明是瞒产私分,右倾严重!我们得好好反省,自觉补交,决不能拖公社的后腿!没有什么好商量的!800斤没有,那就定个780斤总可以吧?”公社书记的话说完了,大队书记站了出来。大队书记姓吴,家是我们队的。他清了清嗓子,站起来说话了:“我们队里今年确实收成不好,遭了严重的虫灾,稻谷大面积歉收,每亩大概只有四五百斤,实在没有什么瞒产私分。今年队里秋后算账,工价每天只有七分钱,公社好的队有一毛四分钱的,有不少农户做了一年到头没有分红,到头来还亏队上一两百块钱。现在说瞒产这个事就好像是‘黄泥坨掉到裤裆里。是屎是屎,不是屎也是屎’。今天书记来了,这个情况你也可以到队屋里看看,队上到现在还没有分谷,看看今年的口粮到底还有多少,你们就看定多少就定多少吧!大队书记的话讲完后,大家都低头默不作声,只听到有的妇女低低的哭泣了出来。

(四)
命运的转机 借学费
岁月如斯,波澜不惊。时间的长河依然平静地向前流淌,然而1979年的一声春雷,震响了神州大地,邓爷爷恢复了高考制度。大学录取新生,不再是搞推荐制,而是通过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择优录取了,命运这一刻就发生了转机。这时,清晨的校园里恢复了朗朗的书声;夜晚,教室里也有了补习的灯光,座位上是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开学时,校门口的道路上有了好多肩挑手提送子女上学的家长,我在恢复了高考后的第三年,1979年参加了高考,幸运的考取了大学,完成了从农家子弟到天之骄子的华丽蜕变。那时的高考真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回乡知青,复员军人,工人,农民,往届生,应届生等都可以参加考试。考生人数庞大,然而录取比例极小。我们偌大的一个县属高中,学生有一千多人,本科录取不过三四人,其余大专中专录取也不过十来人。大学还不要学费,课本费只收四五元,学校每月还发二十元左右的伙食补贴,总之是国家负担起了一个大学生的培养。那一年9月初,我整理好了行装,正准备踏上新的征程,但是家里承诺的几十元零花钱,直到就要出发了,还没有着落。母亲一大早,就东家跑到西家还是没有借到。直到去长沙的轮船快要开了,妈妈还在外面跑,这时屋外暴雨倾盘,道路一片泥泞,我说:“妈妈,算了吧!以后有了再寄过来也是一样的。”妈妈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还是往外面跑,说东边瓦屋里胡屠户家可能有钱,因为他每天到供销社上班卖肉,可得两块钱的利润。不久,妈妈就回来了,说他还没有回来,胡家也没有钱。妈妈说:“我再到西边黄家看看,黄家男人在乡里做水利工程员,家境比较殷实,应该有两个闲钱。”于是一身透湿的妈妈,又一次又钻进了大风大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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