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青年人初恋和爱情的故事连载九

陈立军

六、彼此相爱九年、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九八O年二月六日是我和我夫人程爱兰举行婚礼的大喜大庆日子。那一天，我父亲为了我们的婚礼，按照当时的社会凤俗和经济条件，为我们操办了二十桌左右的酒席。郓时侯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大致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己结束三年多，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刚刚召开不到两年，改革开放尚在起步阶段。市场上虽然仍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但自由经济己开始抬头，居民吃肉、禽、鱼、蛋类等仍然还是凭票供应，但在自由市场即黑市上，一元钱一市斤的猪肉还是悄悄可以买得到。加上我的姑父谢怡培是当时主管全县城镇居民肉禽蛋类供应的国营肉食水产公司的负责人，故我父亲操办的二十桌左右酒席还是比较丰盛的。但最丰盛的酒席也不过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八大碗，即一碗油酥糯米丸子、一碗红薯丝粉、一碗豆制品粉丝、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和一碗大杂绘汤(即由猪肝、猪肺、和猪肠子以及猪瘦肉剁成丸子所组成的大杂绘汤)，另外再加一碗红烧豆腐和一碗炒青莱。这就是当时最为丰盛的所谓八大碗了。那时侯湘阴县城整个大街上只有县委招待所(即后来的湘阴宾馆)和湘阴大饭店、以及后来新建的红卫旅社等三家可供旅客住宿的地方。可供顾客吃饭的地方则整个县城也只有县饮食服务公司设在三井头和丰厚街以及当时县城的北门汇涉桥附近的三家饮食店，而且对顾客还只供应面食、包子、馍头、油条和简易饭莱等，根本就不可能对外承接任何酒席类业务。所以我父亲为我们操办的婚礼的酒席就只能放在他的工作单湘阴县运输人民公社城关大队食堂内举行。当时前来吃酒席的主要来宾就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同事、亲戚和我夫人程爱兰家的亲戚和朋友以及我本人少量的朋友和同事等，那时侯民间送礼的情况是这样的，送礼金最多者也就是十元钱，送最多礼金者一般是双方的直系亲属(如叔父、伯父、姑父、舅舅或者姐姐姐夫等)我们双方父母的旁系亲属和朋友和我们夫妇俩玩得最好的朋友送礼最多也就是五元钱，这在当时还己经算是大情了。至于我们双方的同事等送礼则一般不单独送礼，而是几个人或上十个人合伙送一个热水瓶或者一张床单等，合伙送礼时其个人凑钱最多不超过二元钱，通常是每人一元钱或几毛钱的小人情，也就是多人合伙送一个小礼品，然后在小礼品的纸条上署上送礼者姓名。但根据当时的风俗和习惯，凡是各家各户有红白喜事等，人们送情送礼不管是大情和小情只要在礼品或礼单上有送礼者姓名，办喜事方就要口头通知或者亲自到送礼者家里去请他们届时前来吃酒席。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流行送清柬的做法，所以一般是口头通知或者是办酒席方亲自到送礼者家中去通知和接他们前来吃酒席。或者是送礼者在酒席现场送礼。现场被邀请吃饭，所以当时举办喜事方无论你办酒席桌数多少均是要亏本的，而且是酒席桌数办得越多，亏本的金额就越大，所受礼金的金额是绝对抵不了酒席上的成本开支的。那时侯我们家本来就很穷，一场婚礼办下来常常就是债台高筑。婚礼过后我父亲曾告诉过我说为我们的婚礼他亏了500元钱，所幸的是在当时男女青年结婚还不兴男方给女方送彩礼和彩金这一套，那时侯我在结婚时送给我夫人方的彩礼非常简单，也就是六斤猪肉和两条鱼以及六斤普通糖果，还有两条当时价格仅2.9元一条的飞马牌香烟和两瓶价格仅2元钱一瓶的大米大曲酒。彩金则一分钱也没有送。不然的话我父亲要收一房媳妇或者是我要取一堂亲是会非常困难的。我们结婚时的新房就是城关粮站安排给我的那间不到十二平方米的单间住房，住房中基本上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和奢侈品等，只有一张请木工自制的高低床和一个三门开自制衣柜以及一张方桌和四条小木座凳等，加起来也就是人们在九十年常常讽刺说的七十年代青年人结婚就是二十八条腿(即床和衣柜八个脚、小方桌四个脚和四条座椅十六个脚、合计起来二十八个脚)。当时我父亲还专门为我们结婚买了一台当时算是最好的奢侈品缝纫机。将近四十年来我也记不清我们到底搬了多少次家，但这台缝纫机也一直陪伴着我们到现在，虽说我们根本用不上它，但它作为我们当年结婚时最值钱的东西，我们夫妻俩总是舍不得把它丢掉了。就这样我和我夫人程爱兰自1971年相识到1930年结婚，虽然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但从初恋到相爱，最终还是走进了婚礼的殿堂。整整走过了九个年头。再次验证了一个千百年来世人都这么说的一句佳话：这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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